在当代中国，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既是宪法确认的根本原则，也是建设法治政府和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现实基础。近年来，随着依法行政和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关权利救济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继修订，为公民提供了从行政到司法的多层次救济渠道。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一个长期存在且极具张力的现实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当行政机关对公民“请求履行保护财产权和人身权的职责”的申请长期不予答复或推诿拖延时，公民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信访部门、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究竟应该如何衔接和分工？“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行为究竟是否能进入复议和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些看似技术性的程序问题背后，却折射出公民权利能否从纸面走向现实的制度成败。

本书所汇集的《保护中国公民财产权与人身权的行政救济路径研究》及相关典型案例与评论，正是对这一现实困境的一次系统回应。作者以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为核心，以《信访工作条例》和《行政诉讼法》为两翼，首次在国内以统一的框架将这三部法规“串联”起来，形成“立体化”的结构，并提出了“履职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强制执行与问责”的完整救济闭环，旨在制度层面打通长期割裂的“信访—复议—诉讼”链条。

本书一方面着眼于法理层面的体系重构，长期以来，信访、复议、诉讼在实践中往往被当作三条彼此平行甚至相互替代的“岔路口”。一些地方机关把信访当作“终点站”，用“正在协调”、“已批转相关部门”来回应群众的权利主张。一些复议机关和法院则习惯性地将公民的履职请求定性为“信访事项”或“内部监督行为”，以“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拒绝受理。结果是，信访通道承载了原本应由法定程序解决的权利争议，行政和司法机关在救济责任上相互推诿，而公民则在漫长的程序空转中陷入“诉无门，申无果”的困境。

针对这种制度错位，本书明确界定了三部法规的功能分工和程序衔接：信访工作条例提供了表达和分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法定救济；行政复议法是行政纠错和权利救济的主渠道，特别是通过确立“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复议前置”原则，将大量不作为行为纳入了刚性监督。行政诉讼法则构成最终的司法防线，通过合法性审查与强制执行，确保行政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三者之间并非“三选一”，而是一个逻辑递进、责任闭环的有机整体。

另一方面，本书扎根于鲜活而复杂的中国本土案例。通过对上海莘庄和浦东两起“失地农民申请政府履职案”的全程梳理，将抽象的制度设计具体化、可视化。这两起案件的共同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的征地拆迁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失地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补偿争议迟迟得不到实质性的处理。在多次信访和协调均无结果后，他们依据新《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第（十一）项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依法向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交了《履行保护财产权职责申请书》。面对“长期不答复”的现实情况，他们先后启动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

这些案件清晰地展示了一条从“信访依赖”到“依法维权”的探索路径：当事人不再仅仅满足于“关心”和“协调”，而是以“履行法定职责”作为核心诉求。他们通过EMS邮寄凭证、受理编号、送达回执等客观证据，将行政机关的不作为从“隐性”转化为“显性”，并借助“复议前置”机制，将案件引入司法审查程序。这一过程本应成为新法实施后保障公民权利的生动范例，然而，个案却在复议和诉讼阶段接连遇到“涉信访”、“属于内部监督”、“不属于受案范围”等旧有逻辑的阻碍，这反映了新《行政复议法》在执行过程中所面临的观念障碍和制度惰性。

本书不仅限于对个案挫折的描述，还通过多份法律意见书和人工智能法律分析，对相关复议决定和法院判决的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进行了全面分析。从时间法的适用、受案范围的界定，到“内部监督”与“合法性审查”的边界；从“不予答复的不作为”是否能进入复议和诉讼程序，到复议前置在不履职案件中的刚性要求，均进行了细致且有理有据的分析。这不仅是对具体案件当事人的责任回应，也是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准确理解和贯彻新法的制度性提醒。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本书对“访民”群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人文关怀。那些“十年如一日地围着机关转圈”的当事人，正是行政救济机制失灵的直接感受者，也是最需要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身权益的弱势群体。本书将复杂的制度条文转化为普通人可以理解和操作的“三步走”流程图和“权利工具箱”，引导他们从情绪化的反复上访走向依托法定时限和书面证据的理性维权。一纸规范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不仅是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宣示，更是启动带有强制力的法律程序的“开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不仅是一部行政法学研究成果，更是一份面向现实的行动指南。它通过对典型案件中行政不作为、司法不作为以及行政和司法相互推诿的深度剖析，提出了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修复方案。

在行政阶段，通过明确信访与履职申请的边界、确立“不得信访化定性”的受理原则、规定时限预警和书面答复的义务来压缩拖延的空间。

在复议阶段，以“复议前置”和“限期履行决定”为支点，促使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不作为行为进行实质审查和纠正。

在司法阶段，通过强制执行、按日罚款、信用惩戒和刑事责任移送等强制措施，形成对不作为行为的完整责任体系。

这样一套从入口到出口均可追责的程序设计有望将过去的“倡议型”权利保障升级为“可问责型”的刚性机制。

本书的写作与出版，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法律专家的深度合作。AI正审案团队利用大模型的算力优势，对大量法规、案例和裁判文书进行了结构化分析，从而总结出了制度运行中的共性问题和关键节点。同时，作者凭借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法治情怀，对技术生成的分析结果进行了筛选、校正和价值判断，确保其逻辑严密的同时，也不失对当事人具体处境的理解和关怀。这种“人机协同”的工作方式，本身也是对未来司法和行政决策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

我们希望这本文集不仅能为长期处于维权困境中的普通公民提供一条清晰的出路，也能为各级行政机关、信访部门、复议机构和人民法院提供可以对照和借鉴的制度范本，帮助其解决履职边界、程序衔接和责任追究等问题。我们更希望它能在学界、实务界和社会公众之间激发更多关于“如何让权利真正落地”的严肃讨论。

新《行政复议法》为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提供了更为完备的制度工具。而本书的使命，就是帮助人们学会如何正确使用这些工具，并推动相关机构真正尊重和落实这些制度，成为推动依法行政、复议强基和司法有力的“制度锚”，在中国迈向全面依法治国的道路上留下清晰而坚实的注脚。

冯正虎  

2025年12月5日于上海

【摘要】

《保护公民财产权与人身权的行政救济路径研究与案例》一书，聚焦冯正虎《保护中国公民财产权与人身权的行政救济路径研究》及其在两起“失地农民申请政府履职案”中的实践应用，系统阐释了《信访工作条例》《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三部法规的衔接关系与程序贯通。通过“履职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强制执行与问责”的闭环设计，针对行政不作为、司法不作为及行政与司法之间的相互推诿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方案。

本书以上海莘庄、浦东两案为典型实例，详解新《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第（十一）项、第二十三条在保护失地农民财产权中的适用争议，批判法院及复议机关延续“信访/内部监督”的旧逻辑而限缩受案范围、剥夺程序性救济权。总体而言，该研究不仅提出了面向访民的“维权流程图”，亦为建设法治政府、优化司法资源与修复社会信任提供制度支撑，被视为推动公民权利“从纸上落到现实”的里程碑式路径指引。

【本书要点】

1. 三法规一体化救济框架：文章首创性地将《信访工作条例》《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纳入统一体系，界定信访为“入口引导”，复议为“行政纠错主渠道”，诉讼为“最终强制保障”，形成“申请—监督—强制”的权利救济闭环。  

2. 从“信访”到“信法”的路径转换：主张当事人应将诉求从“请协调”转为“请履职”，依托法定时限与可追溯证据（回执、编号、日志等），将情绪化上访纳入刚性法律程序，实现从信访依赖到程序维权的转型。  

3. 精准治理行政与司法不作为：通过明确履职申请受理口径、禁止“信访化定性”、设置时限预警与“限期履行决定”，并配套直接划拨、按日罚款、信用惩戒及刑责移送等执行措施，构建可问责的硬约束链条。  

4. 斩断行政—司法推诿链条：以“最终决定机关”确定被申请人/被告，配套错位受理、移送与签收闭环，避免“移送即失踪”，防止行政机关以“信访处理”推脱、法院再以“内部监督”拒审，导致程序空转。  

5. 典型案件一：莘庄失地农民案——45名农民因1995年后征地、房屋拆迁补偿不足及宅基地未补偿问题，依据新《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第（十一）项、第二十三条，就闵行区政府“未答复履职申请”提起复议和诉讼，但市政府及三审法院均以“涉信访、内部监督、不属复议和诉讼范围”为由不予受理，暴露了对新法重大修订的忽视。  

6. 典型案件二：浦东失地农民案——55名农民针对浦东新区政府长期不处理、不答复《履行保护财产权职责申请书》，在三级信访均被告知“应诉讼解决”后再依新《行政复议法》申请复议，仍被以“涉信访、无新影响、曾两次不受理”为由排除，法院支持该做法，被法律意见书批评为误用时间法并混淆“内部监督”与“合法性审查”。  

7. 对法院裁判逻辑的系统批评：多份法律意见书指出，原审普遍忽略新《行政复议法》将“不予答复之不作为”明确纳入及“复议前置”机制，将具体财产权救济误降为抽象“内部监督/信访事项”，未对EMS凭证、宅基地证、动迁协议等关键证据进行有效审查，实质上封堵了公民程序性救济权。  

8. 对法治政府与社会信任的结构影响：文章认为，若新法的扩张条款在实践中被“信访逻辑”抵消，不仅纵容行政不作为，也削弱复议强基与司法监督功能；反之，若以此路径统一受案标准、畅通“有路可走、走得通、走得快”的救济通道，将迫使基层机关依法一次办结，集中司法资源于疑难案件，并以可复制流程为长期访民提供“程序解困”的现实出路。

希望阅读这本书，可以发邮件向作者免费索取。Emal：fzh99net@gmail.com

2025年12月5日

一部文集的价值，不仅在于理论的深度与体系的广度，更在于它在时代中激起的回响与在后辈心中投下的光芒。《苏东水文集》第三卷综合篇以“社会评价”与“纪念活动”为窗口，呈现出一位学术巨擘——苏东水教授——的立体画像。它超越了纯粹的理论陈述，通过来自政界、学界、企业界及门人弟子的贺信与追忆，生动诠释了苏东水及其开创的东方管理学派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影响一个时代，并最终凝聚成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这不仅是对一位学者执教六十余载的致敬，更是对其“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核心思想的集体印证。

一、学派创立：从理论到实践的中国回响

文集通过多方评价，清晰勾勒出苏东水教授在三大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1. 创立东方管理学派：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苏东水系统提出“三学四治八论”的理论框架，并辅以“五字经”方法论（道、变、人、威、实），将儒家伦理与现代管理科学贯通，形成了具有文化自觉与方法自洽的东方管理体系。其中一大突破，是以“人为学”为管理心理学的基础，将个体行为与群体心理纳入宏观管理的分析视野。著名经济学家乌家培曾将其与萨义德的“东方学”并论，称其为“东方管理学派之首领”，并认为其“弘扬中华文化、光大东方文明”。

2. 区域发展的实践结晶：

“泉州模式”是其实践贡献的代表作。文集进一步指出该模式的三大支柱：

1) 股份制的经济基础；

2) 外向型的市场机制；

3) 侨洋式的生产条件。

这一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鼎足而三，被学界誉为区域发展范式的中国经验。此外，他曾以38份调查报告推动海峡两岸经济区的早期构想，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前瞻蓝图。企业界的甘当善还以“南美三角梅在上海绽放”的意象，赞叹其理论所体现的中西融合与在地生长。

3. 学科开创与教育引领：

他主编的《国民经济管理学》发行量逾300万册，奠定了国民经济管理学体系；在管理心理学、产业经济学等方向推进学科建设；创设中国首个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将《孙子兵法》《论语》等经典系统融入管理教材，推动管理教育的人文复兴。他提出的“产学研三螺旋”模式，以及创办黎明大学、仰恩大学、东亚管理学院等举措，体现了“顶天立地”的教育理想。其门生遍及政界高层、学界领袖与企业翘楚，硕士200余人、博士80余人、博士后20余人，蔚为学派之盛。

在范式层面，他打破“宏观—微观”的二分，提出包含文化资本与社会网络（如“五缘网络”）在内的多维框架；在话语层面，他在IFSAM世界管理大会上升起“东方旗帜”，以学术自信打破“等待西方认证”的惯性；在教育层面，他以体系化教材与制度创新拓路，为中国管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奠基。

二、人品魅力：“人为为人”的生动注脚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文集第三卷以大量细节，展现了苏东水教授作为师长、学者、社会活动家的多重身份及其统一的人格底色。

1. 为师，如沐春风：

知名的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芮明杰作为其学生，回忆入学第一天深夜，苏老师便到宿舍看望新生，和蔼可亲、毫无架子。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称赞其“为人谦和、待人诚恳、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廖泉文记下他冒雨赴厦门主持论文答辩的身影，恩师之教诲“如春风化雨”（爱新觉罗·德甄语）。赵曙明则概括其为“严谨求实与开拓创新精神并存的楷模”。

2. 为学，严谨开拓：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大潜回忆，苏教授为复旦争取博士点时，并非“剑拔弩张”，而是平和谦逊，却屡屡“得胜回朝”。这既是人格魅力的外化，也是东方管理思想“以德服人”的生动实践。乌家培盛赞其使东方管理与东方学并立为“文化双璧”，彰显其话语的开创性。

3. 为人，心系家国：

出身华侨而矢志报国，心怀桑梓，年年返乡祭祖，创办“上海泉州侨乡开发协会”，组织上千名医疗专家返乡义诊，为家乡发展献策。张明俊以“三不原则”（不求名、不求利、不求权）概括其品格；胡绿漪称其为“将学术种子撒向桑梓的支乡典范”。这正是“三为”理念的道德底盘与现实回响。

三、时代价值：超越管理学的思想启迪

苏东水教授的学术与人格，在当下依然释放出跨学科、跨行业的启发。

1. 对管理伦理的重塑：

在效率至上、工具理性强化的时代，他以“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为管理注入伦理维度与人文关怀，强调管理不仅是“驾驭术”，更是“修己安人”的实践。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作为其学生，深刻体会到其学说教人“当激情沸腾时学会平和”，提示领导与治理中的情绪调适与道义自持。

2. 中国话语的建立：

李大潜院士指出，东方管理学派的创立，打破了“等待西方认证”的怪圈，向世界展现中国学者的胆识、勇气与智慧。这对于当代中国加速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形成原创性概念与方法，具有示范意义。

3. 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

从“泉州模式”的总结到长三角发展的战略构想，苏东水始终以调查研究与问题导向为抓手。企业家甘当善记述其对区域分工的形象比喻：“箭在弦上时，上海是箭头，江浙是弓”，揭示区域协同的功能定位。文集所录箴言，凝练出“效率是术，伦理是道，道术合一谓之大成”的管理智慧，为政府治理、企业经营、组织管理提供面向现实的价值指南。

四、结语

《苏东水文集》第三卷以独特的材料谱系，让我们读懂了一位学者的“分量”。这份分量，不止于等身著作与累累荣誉，更在于其人格魅力所产生的强大向心力，凝聚了社会各界对他及其学说的广泛认同。苏东水教授用一生诠释：最高明的管理，是“修己安人”的艺术；最有价值的学术，是能回应时代并温暖人心的学问。

正如文集中所示，这座学术丰碑既扎根华夏，又辉映世界——恰如泉州东西塔，巍然耸立，照拂来者。若以一语收束其精神：“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这是学者的从容，更是时代的定力。

2025年10月11日

参考文献：

1、苏东水. 苏东水文集[M].第1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394页

《苏东水文集》并非单纯的论文集或自选集，而是一部贯穿“古为今用—体系建构—学派生成—社会回响”的学术与教育合传。文本横跨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与伦理学，展现了苏东水先生自20世纪70年代起，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发掘，到东方管理学派的提出、体系化与实践化的全景历程。其方法论自觉可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吸纳现代行为科学与制度经济学成果的同时，以东方伦理与治理智慧为根基，构筑“可用之学”。这套文集的价值在于：以系统的理论构建、持续的学术生产与丰富的社会实践，展现了中国管理学从“问题意识”到“范式自觉”的一次范式突围与奠基。

一、核心命题：东方管理的“三为”与学理自觉

核心思想以“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三端展开，既是管理哲学的纲纪，也是组织治理的操作性原则，强调将领导与被领导、激励与服务、利己与利他贯通，追求“中正、中和、中庸、中行”之道。

苏氏将东方管理的本质归结为人本与德治的统一，提出“修己安人、德法兼容”的治理观，构建了“三学、四治、五行、三和、八论”等系统化的话语结构，使东方管理从文化倡言转化为可教学、可研究、可实践的学术体系。

与此相配套的，是对“人为学—管理心理学”的深入研究：围绕个性、需要、期望、挫折、群体心理与领导行为等进行系统论述，使“人为”为“治事”提供心理与行为的可验证基础。其意义不仅在于理论阐发，更在于形成了可观测、可训练的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框架。

“三为”思想的价值在于“知识可迁移”：从理论到教材、论坛、政策建议与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多层级应用链条。

“四治”外延明确落在“治国、治生、治家、治身”的实践维度，连接伦理与治理，构成东方管理的操作范式。

二、体系建构：从“古为今用”到“学术工程”

理论谱系：自《现代管理学中的古为今用》起步，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最终集大成于四卷本《中国管理通鉴》（总字数约达百万，显示其体量宏阔），以“治国、治生、治家、治身”为外延架构，完成“东方管理”的经典资源固化与知识再生产。

学科建制：创建国民经济管理学、产业经济学、管理心理学与应用经济学等体系，强调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层结构问题”，打通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知识边界，推进由“学科分割”走向“问题同构”的研究逻辑。

学派工程：以“东方管理学派著系”（含“三学、四治、八论”等15部著作）与“世界管理论坛”等为平台，形成“经典编纂—理论自洽—论坛扩散”的三链同构，推动东方管理进入国际对话与制度实践的等势平台。

“东方管理学派著系”作为内容与载体合一的出版工程，兼具“教材化—知识通识化—学派共同体化”的功能。

世界管理论坛与系列会议纪要，承担将东方管理理念嵌入全球对话与跨国企业实践的桥梁角色。

三、教育与人格：学派的“再生产”机制

文集收录了大量“学子心声”“贺文”，可作为师生关系与学术共同体的活档案。其共同线索包括：

严谨与关怀并重的育人观：对论文论证、表达乃至句读严格打磨，同时在生活与职业发展上倾注关切，形成“成人—成事—成学”的成长路径。

多学科交叉的训练场：通过真实任务、教材编写、论坛组织、政策咨询等“以做促学”的方式，培养具备跨学科与跨情境能力的“东方管理精英”。

共同体文化：弟子自发组织“东水同学会”，在政产学各界回流实践，形成学派持续生长的社会网络与案例库。教育不是附庸，而是学派生命力的根本来源，也是“人为为人”得以人格化、风范化的关键载体。

诸多回忆细节（如深夜改稿、生活关切）反复出现，构成教育人格的共识性证词。

教育方法论呈现“任务驱动—跨界协作—问题导向”的三维结构，直接关联组织场景的能力培养。

四、应用与回响：从区域样本到国家战略

区域发展与“泉州模式”：提出“股份制的经济形式、外向型市场经济、侨洋式生产条件、灵活经营管理、‘五缘’网络”五大支柱，构建中国地方现代化的实践范式；同时延展至城市文化与遗产保护、生态与文旅统筹等综合治理建议。

沿海发展战略：倡议“以上海为中心，南北两翼齐飞；以沿海为轴心，内外市场联动”的总体构想，体现其将中层分析贯穿宏观布局与微观组织的综合能力。

应用经济学的中国路径：打破宏微两分与经管壁垒，强调人本行为、组织内部计划与外部市场配置的耦合，形成面向实际问题的理论创新与政策启发。

“行动中的理论”是东方管理的标识：论坛平台、跨国企业对话、地区发展样本与政策建议串联起“理念—制度—绩效”的落地链条。

文集中多处以可查证事实支撑影响力，如教材发行量（如《国民经济管理学》累计发行量极高）、省部级以上获奖清单、论坛纪要与学术任职等，强化了经验实证性。

五、文体与方法：经验性与价值性的共振

尽管文集中包含大量贺文、报道与回忆，其学术有效性却来自两端支撑：

经验实证：通过教材发行量、获奖清单、论坛纪要、学术任职与政策建议等可核查事实，铸就“可验证”的学术画像。

价值一致：不同身份的叙述在价值取向上同频，围绕“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伦理与治理合一，形成稳定共识。

这种“事实—价值”的同构，使文集既可作为管理思想史料，也可作为教育社会学与知识共同体研究的第一手材料。

“双重史料价值”清晰：一是管理思想史的谱系化呈现，二是知识共同体的制度化生成过程。

“三链同构”不仅是传播学意义上的闭环，更是知识生产、能力培养与社会落地的共振机制。

六、不足与展望：从叙事实践到可证伪范式

量化与比较研究不足：尽管案例丰富，但跨文化对比实验、组织绩效量化、长期追踪数据库建设仍显不足。建议在方法论上引入更严整的计量与因果识别（如断点回归、双重差分、追踪面板与事件研究），以提升学派的国际可证伪性与一般化解释力。

国际学术传播空间：在著系、论坛与媒体之外，进一步推动在国际顶级期刊的体系化发表，建设开放数据平台，形成双语教材与MOOC，增强全球教学与研究的渗透率。

理论细化方向：围绕“人缘论”“人谋论”等东方管理独特概念，形成可操作化指标体系与干预框架（如领导力评估量表、组织“中和”能力测评、伦理—绩效耦合指标），服务于领导力发展、组织变革与公共治理评估。

将“人为学—管理心理学”与“中层结构问题”对接为可量化的组织行为变量，是实现全球对话与标准化比较研究的关键。

数据与教材的开放协作可成为学派国际化的有效抓手。

七、结语：把东方智慧转化为现代治理的“可用之学”

《苏东水文集》展示了一条少见而完整的学术路径：以东方经典为源，以人为学为基，以应用经济学为桥，以教育共同体为器，将“人为为人”的人文理性转化为组织与社会治理的操作理性。它既是个人学术史，也是一部学派生成史；既是理论建构，也是社会实践的年轮。对当下中国乃至全球的管理学而言，这部文集的启示在于：

管理不仅是“抓效率”，更是“成其为人”的伦理实践；

学术不仅在论文中，更在制度与区域的可持续改变中；

传统不仅可被阐释，更可被重写为面向未来的治理技术。

当“学、为、治、行、和”由理念落至土壤，学派便不再是学术的名号，而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公共知识传统与治理文明的种子。

—— 推荐对象：

研究者：梳理中国式管理范式的理论脉络与方法论议程；

教育与组织领导者：借鉴“成人—成事—成学”的培养机制；

政策与企业实践者：在“德法兼容、人与事合一”的框架下优化制度与激励设计。

参考线索与注记来源：东方管理核心思想、三学四治八论体系、国民经济管理与应用经济学框架、泉州模式与沿海发展战略、学派著作与论坛、学子心声与媒体报道、教材与获奖清单等，均可在文集相关篇章、目录及学派著作与论坛纪要中查证。

2025年10月6日

参考文献：

1、苏东水. 苏东水文集[M].第1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394页

一、引言与背景

1997年，国际管理学术协会联盟（IFSAM）在上海举办了’97世界管理大会世界管理论坛，由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会主办，汇聚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300多位中外学者的论文和报告。从此，中国国内每年举办一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今年十月在南京召开第二十八届。

这部《’97世界管理大会文集》作为首届世界管理论的学术结晶，以“世纪之交的管理文化变革”为主题，聚焦东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与现代管理的融合，旨在探讨如何应对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挑战。

主编苏东水教授在序言中强调，这不仅是一次学术会议的记录，更是东西方管理文化碰撞的产物，体现了“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东方智慧与西方科学管理的对话——这一“三为”本质属性被视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核心精髓。

作为一本特刊，它收录了近百篇论文，涵盖东方传统文化、东西方管理比较、21世纪管理发展趋势、当代企业管理以及其他经济问题。文集的出版时机恰逢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会成立15周年，背景中融入了对浦东新区等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展示，彰显了时代感与国际视野。大会本身标志着中国管理学界正式登上世界舞台，推动了“东方管理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正如苏东水所言：“这是盛世高朋满座之会”，汇聚了全球管理学界的杰出头脑。

二、内容概述

文集结构清晰，先以照片和会议纪实开头，营造出中外学者交流的生动氛围，然后进入正文。苏东水的序言《世纪之交的管理文化变革》如同一篇导论，概述了全球经济中心向亚洲转移、科技进步与可持续发展对管理的影响，并强调东方管理文化的精华（如儒家“以人为本”）在现代管理中的复兴。他还指出与新科学（如混沌学、协同学、模糊逻辑）的耦合，推动了“混沌管理、集成管理、人为管理”等创新方法论。

（一）论文部分分为几个主题模块：

1. 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焦点在儒家、道家和《孙子兵法》的当代价值。

例如，叶世昌和马涛的《儒家人本论与现代管理》探讨“以人为本”的仁政模式如何弥补西方“物本”管理的不足，强调“仁者爱人”“民为贵”的价值取向；朱美娥和吴照云的《中庸之道与企业伦理构建》提出用“忠恕之道”构建企业伦理，强调约束与转化功能，倡导“中庸”作为企业伦理基石；此外，木规邦夫的《东西方管理哲学的比较研究》从“过滤器理论”角度分析不同文化下的管理生成机制；还有关于《周易》的管理思想、《孙子兵法》中的企业领导艺术与“不战而胜”战略，以及道家“无为而治”与现代管理的融合。

2. 东西方管理比较：分析中、日、美企业理念的异同。

例如何建民的《美国、日本和中国管理哲学的比较研究》指出东方“人治与法治结合”的理性选择，并探讨日本“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等制度的儒家根基；艾丽斯·刘和伊凡·佩斯克斯的《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学说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巧妙融合东方圣贤与西方哲人智慧；野口佑从技术、产业和管理维度分析亚洲管理特点；另有《情-理-法—中-日-美三国企业理念比较》和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研究，揭示差异与互补性。

3. 二十一世纪管理学发展趋势：讨论制造企业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文化融合。

例如冯正虎的《日本企业的经营特色与趋势》；张今声和苏宝城的《面向未来—当今世界管理变革的十大趋势》，预测管理柔性化、知识资源化、组织学习化等；杨军和刘敏的《21世纪世界管理大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相融合》；还有《混沌管理研究论纲》，前瞻性地引入复杂性科学。

4. 当代企业管理：涉及人力资源开发、组织创新等。

例如廖泉文的《论职业发展道路和职业管理》；王以华、卢金来等学者的实证研究；杨光平对中国企业集团特征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提供国有企业改革建议；IT与组织文化、流程再造、性别/家庭议题等。

5. 其他经济与管理问题：涵盖宏观调控、汇率影响、跨国企业在华知识产权、跨文化冲突协调等，融入中外视角，如《略论希伯来文化的经济管理思想》，以公平法码、休耕制度等与儒家互文。

文集还包括英文摘要和目录，体现了国际性。许多论文引用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并与西方管理理论（如泰勒模式）对比，展现出跨文化对话的深度。

三、分析与评价

这本文集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前瞻性和文化融合视角。在20世纪末全球化浪潮中，它敏锐捕捉到“东方管理文化的复兴”趋势，苏东水序言中提出的“三条本质属性”（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如今看来尤为先知先觉——这与当下“人文管理”“可持续领导力”和ESG（环境、社会、治理）理念不谋而合。论文多从儒家思想切入，探讨其在企业伦理、和谐管理和创新中的应用，避免了单纯的理论空谈，转而强调实用性，如对日本“家族主义”企业文化的分析，揭示了东亚经济奇迹的文化根源；“和而不同”被转化为多元协作设计，减少组织摩擦；《孙子兵法》的“势、虚实、不战而屈人”则应用于竞争战略与组织韧性。

优点显而易见：一是学术多样性，中外学者（如野口佑、艾彻瓦里亚、艾丽斯·刘）共襄盛举，视角丰富，实现了多学科交叉（如哲学、经济学、信息技术）；二是现实指导性，许多论文针对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提供可操作建议，如国有企业改革、跨文化管理技巧和“文化+制度”的双轨建设；三是文化自信，文集弘扬东方智慧（如“和谐共处”“仁爱”），为西方管理注入“东方转换”的新意，推动管理学中国化和全球治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然而，文集也存在不足：一是论文质量参差，有些文章较为浅显，缺乏实证数据支持和定量分析（如大数据应用）；二是时代局限性，1997年的视角未预见数字经济、AI和互联网的冲击，如今读来稍显陈旧，对新兴市场（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注不足；三是语言风格较为学术化，适合专业读者，但对大众而言可能晦涩。此外，文集偏重理论探讨，案例分析较少，文化—绩效因果归因有时简化，忽略了日本管理模式在经济泡沫后的问题（如劳动力刚性、创新激励不足）。

总体而言，这本文集不仅是管理学领域的珍贵史料，更是文化桥梁。它证明了儒家思想并非“过时遗产”，而是现代管理的活力源泉，尤其在当下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语境中，其跨文化洞见仍有启发价值。文集的理论框架“文化转向”完成度高，将东方经典“可操作化”，如“仁爱—忠恕—礼仪”与现代企业的激励和治理映射，体现了从碰撞到融合的历史进程。

四、结论与推荐

《’97世界管理大会文集》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世纪之交的管理变革浪潮。它不仅记录了历史的瞬间，更为21世纪的管理实践提供了文化坐标，重温其中东方智慧，能为当代企业应对不确定性（如数字化转型）提供方法论线索：将“以人为本”升级为价值驱动系统，用“混沌管理”应对复杂环境。如果你是管理学研究者、企业家、MBA/EMBA学员或文化爱好者，这本书值得一读——它提醒我们，管理并非冰冷的工具，而是人文与科学的交响。

2025年10月3日

书籍信息

标题：《’97世界管理大会文集》（Proceedings of IFSAM Management Conference ’97）

编辑：苏东水、徐培华、任浩等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

页数：约440页

类型：学术论文集，特刊形式，隶属于《世界经济文汇》双月刊

《苏东水教授追思会纪念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文集或个人传记，而是一部由众门生、同道与友朋共同书写的“群像志”。它以回忆、札记、发言、书信、短文、诗词等多元文本，勾勒出一位学者的精神肖像与一门学派的生长年轮。通读全书，既如步入一场绵延的口述史，又似参与一场未曾散场的学术与人生对话。它所记录的并非简单的“事迹叠加”，而是“影响”的深层渗透：对学术路径的启迪、对公共治理的感召、对职业抉择的点拨、对人格风范的示范；由此，也形诸为一部“东方管理”精神史与群体记忆的编年。

一、从“人”的背影，看见一门学问的骨骼

纪念册最鲜明的主题，是将“人”置于管理学的核心。这既是叙述的视角，也是苏东水教授“东方管理”思想的核心立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思想”。书中无数细节反复印证这一主线：

“阳台目送”的身影与“轮椅相送”的坚持，折射“为人之道”的温厚与体贴（黄中伟、何桂钦）。

对学生选题的包容、对不同意见的鼓励、对行文遣词的严谨，展现“为学之道”的宽严并济（陈静、蒋青云）。

面向公共议题的关注——从社会保障到环境质量、从棚改安居到邮轮经济——体现“为业之道”的现实关怀（汪泓）。

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切片，恰恰构成了“东方管理”的骨骼：它是一种将“德”“情”“义”“礼”内化为治理理性与组织能力的知识体系，是将“人”的价值与“事”的效率辩证统一的管理观。进一步看，这些片段也提示了“三为思想”的当代应用路径：在企业管理中体现为“以德立信、以人为先”的团队氛围建设与人才成长机制，在政府治理中落实为“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与政策评估，在社会组织中外化为“以义相守”的互助网络与价值承诺。由此，纪念册中的个体叙述并非零散记忆，而是“东方管理”方法论的生活化注脚与可感证据。

二、学术谱系：从国民经济管理到东方管理学派

纪念册对苏东水教授学术贡献的呈现，并非概念化的“标签罗列”，而是清晰的谱系展开（芮明杰、王方华、苏勇、汪泓、何志毅等章节尤为关键）：

知识源流三支：从《国民经济管理学》开启宏观管理的启蒙；以《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研究》直面中国企业治理现实；经《中国管理通鉴》系统整理中国古代管理资源。三者共同奠定“东方管理”的理论自觉与材料自信。

学科建制行动：推动“管理学”从经济学中独立为门类，是一项被忽视却极具“制度含金量”的历史贡献（王方华）。这不仅改变了学术分类学的框架，也为中国情境的管理知识生产打开了学科空间与制度通道。

国际传播与议程设置：通过 IFSAM 等平台将“东方管理”纳入世界管理学对话坐标，不止是“参与”，更是“设题”与“争取话语权”（张阳），使“中国经验”由案例输入上升为理论增量。

这条学术谱系的启示在于：“东方管理”并非对西方管理的片面对抗，而是基于自身材料、问题与价值的“再建构”——以中国经验丰富世界管理学的解释力与方案库。其方法论上的要义，是以“问题—材料—范式”三位一体的方式推进知识生长：以中国转型中的复杂问题为牵引，以田野与史料为证据，以规范研究与本土阐释的双循环为范式。

三、文本的力量：一部口述史、弟子志与中国治理实践的侧影

纪念册的文本肌理厚重且温润：导师与弟子之间的学术与情谊交织、知识与行动互证，构成一种难得的“共同体书写”。它不回避时代的褶皱（如体制转折、学术迁徙、政治风波），也将管理思想的“公共性”落在真实的治理与产业现场（如宝山治理、泉州模式、汽车服务业、园区管理“四手理念”）。由此，纪念册超越个人纪念的范畴，成为观察中国管理学本土化历程与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旁证档案”。

“泉州模式”的发轫与企业调研的扎根，展现了从地方产业到国家战略的知识回路（罗进、杨翊杰）。

从“管理寓于服务”提炼出“四手理念”，是对“三为思想”的可操作化转译（陈青洲）。

对人才、伦理、乡土与多民族治理智慧的持续关切，揭示“东方管理”并非狭义企业管理，而是广义社会治理学（付春）。

作为多作者的共同书写，纪念册在体裁与视角上的复调性，进一步增强了其口述史价值：不同代际、不同领域的证词交叉印证，避免了单线叙事的偏差，使“东方管理”的生长轨迹在情境化描述与制度化记忆之间达到一种均衡。这种文本构造，也为未来的学术史与案例库编纂提供了原生态基础。

四、人物的温度：一位师者如何“让学术长出同心圆”

最打动人的，不是宏大的叙述，而是“具体的人”：

他严谨到“凌晨改样”时字斟句酌（陈静），也柔软到为未婚学生准备项链、催促“成家立业”（汪泓）。

他敢于在学生人生十字路口“又引又推”，让人“深深的海，静静的流”（王方华）。

他对遭遇坎坷的学生“不离不弃”，把“以德为先”落实到“以义相护”（冯正虎）。

这种兼具学术高度与生活温度的“为师之道”，为“东方管理”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注脚：管理首先是对人的理解与成全。更重要的是，这种人格化的影响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从师者—弟子，到同事—组织，再到行业—社会，使“东方管理”的伦理底色在更广阔的实践场域中落地生根。

五、评价与建议：让纪念册走向“学术史—方法论—案例库”的三合一

作为一本“追思纪念册”，本书已实现了情感凝聚与精神传承。但从学术与传播角度，仍可沿三条线进一步深化：

学术史梳理：在现有回忆基础上，系统化呈现关键概念、范畴体系、经典案例与重要节点时间轴，形成“东方管理学术发展年表”与“核心文献导读”。

方法论提炼：将“三为思想”“四手理念”等制作成可复用的管理方法卡片，配以场景化流程与评估指标，便于在企业、政府与社会组织落地。

案例库建设：把宝山转型、泉州产业、汽车服务产业、园区服务等实践做成结构化教学案例，构建中国情境下的管理教学资源与培训体系。

同时，可考虑以“苏门学派”为纽带，推动跨校协同，设立年度“东方管理研究报告”、青年学者资助与国际传播专刊，持续扩大影响力与话语权。进一步的传播与转化建议还包括：

数字化平台与开放知识库：建设“东方管理”数字平台，汇集文献、口述史、案例与工具包，支持检索与可视化，形成面向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双轨资源库。

在线课程与微认证：开发面向不同行业的在线课程与认证模块，将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组织发展与公共治理方案。

实证研究与数据跟踪：围绕“三为思想”在组织伦理、员工敬业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等维度的效能，建立长期追踪的实证研究项目，增强学派的可验证性与国际对话力。

结语：百川向东，上善若水

“百川向东，上善若水”在书中屡被引用，它既呼应“东水”之名，也是“东方管理”的气质隐喻：坚韧不夺势、润物无声、利万物而不争。纪念册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把一个学派讲成了一个人的品格，把一位师者写成一群人的成长。这种“人—学—事”贯通的叙述，正是东方管理最可贵的生命力来源。

读罢合卷，心有余温：学问之道在为人，为人之道在成全。愿以此为序，继续把东方管理写进当代中国的治理与产业现场，也写进世界管理学的知识地图，使其成为一束稳定而长久的光。

2025年9月30日 上海

本文旨在全面探讨苏东水教授提出的东方管理学理论基础及其发展历程。文章首先归纳了“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核心思想及其衍生出的“十五”理论体系，包括三为核心理论、“十五哲学要素”以及“东方五字经”体系。从历史与文化角度，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道家智慧以及其他古代管理智慧－－对东方管理学形成的重要影响。文章同时对东方管理学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细致划分：从1970年代的古为今用阶段，到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创建阶段，再到 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扩大影响阶段，每—阶段均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与学术活动。最后，本文还总结了苏东水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及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卓越贡献，并对未来东方管理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东方管理学作为—门融汇了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理论的独特学科，其内涵丰富、体系完备、实践导向鲜明，其核心思想“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已成为管理理论中备受关注的重要理念。苏东水教授作为东方管理学的奠基人，通过对中华五干年传统文化及管理智慧的深刻解 读，构建了—套既继承传统又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契合的管理理论体系。本文将从理论基础、发展历程、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学术贡献四个主要方面，对苏东水东方管理学进行深入探讨，并结合大量引用资料详细叙述其系统化构建的过程与理论精髓。

一、东方管理学的理论基础

1. “三为”核心思想

苏东水东方管理学的精髓集中体现在“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思想中。

•以人为本：“仁者爱人“强调在管理中必须重视个体及团队的作用，反映出对人的尊重和激发人的内在潜能的理念。

•以德为先：“修己以安人”则强调管理者只有通过不断提升自我道德修养，才能树立良好的威望和榜样作用，进而促使团队成员自身自律并达到预期管理效果。

•人为为人：则是在管理实践中着重强调个人行为的自律和其对整体管理效果的积极影响，这—理念不仅关注管理的手段，也关注管理目的的“为人”意义。

“为人”思想不仅是东方管理学核心理念的体现，也是整个理论体系逻辑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其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才使得这一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2.“十五哲学要素与“东方五字经”体系

在对东方管理学进行系统构建过程中，苏东水教授不仅提出了“三为”核心思想，同时还在其理论体系中融入了“十五哲学要素”，包括道、变、人、威、实、和、器、法、信、筹、谋、术、效、勤、圆，这些要素构成了东方管理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从这些要素可以看出，东方管理学并非简单地复制西方管理理论，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经验的深厚积淀中提炼出—套适合中华民族特点的管理智慧。

此外，苏东水还构建出一种名为“东方五字经”的理论体系，该体系由“学、为、治、行、和”五部分构成，分别对应着知识（学）、实践（为）、治理（治）、操作（行）、和谐（和）的内涵。这种体系化表述不仅使复杂的管理理论变得易于理解和传播，也为企业、政府以及各类组织提供了—种系统性的管理指导思想。

3. 理论框架的可视化描述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东方管理学的理论结构，下面给出一个简化的流程图，描述了从核心理念到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

流程图：东方管理学理论框架

图1:东方管理学理论框架说明

该图直观地展示了东方管理学从“核心思想”出发，通过“三为”理论，将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实践相结合，最终实现企业、组织及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这种体系不仅促进了学术理论的形成，同时也为管理实践提供了操作性极强的理论支持。

二、东方管理学的发展历程

1. 古为今用阶段(1970年代中期一1980年代中期)

东方管理学的发展起步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当时学界开始探索如何将中华传统管理智慧应用于现代经济管理实践。该阶段主要特征包括：“古为今用”的探索，即从《红楼梦》经济管理思想、《中国古代行为学研究》等文献中汲取智慧，并将古代管理思想转化为现代管理理论的尝试。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为《“红楼梦”经济管理思想》等经典论文，这些作品为后续东方管理学派的创建奠定了理论基础。

2. 创建阶段(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中期)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崛起，东方管理学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创建阶段”。这一阶段，学界开始明确东方管理学的基本内涵和体系，逐步确立了以“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同时，伴随着亚洲“东方热”的兴起，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关注中华传统管理模式的实用性。1997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管理大会被许多学者视为东方管理文化复兴的“燃点”,标志着东方管理学由探索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转变。这一阶段，苏东水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在理论构建、学科建设和国际交流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突破，逐步将东方管理理论从边缘推向了主流视野。

3. 扩大影响阶段(1990年代中期一至今)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东方管理学进入“扩大影响阶段”,其理论和实践逐渐走向国际化。海外华商的经济崛起、国际大型跨国企业获得的成功效应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的不断深化，使得东方管理学在全球管理理论体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6。这一阶段，苏东水教授不仅在国内创办了多个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如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所和相关学位点，同时还积极组织世界管理论坛、东方管理论坛等国际性学术会议，推动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应用。东方管理学由此形成了一套开放而非封闭的发展体系，其不断吸收各国优秀管理文化的精华，使得理论体系更加动态和完善。

4. 发展历程的阶段性总结表

下表总结了东方管理学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的时间节点、特征及代表性成果：

表1:东方管理学发展历程阶段性总结表

5. 发展历程的流程图示

下面使用流程图描述东方管理学从起步到国际化发展的主要流程：

图2:东方管理学发展历程流程图示

通过上述表格与流程图，可以看出苏东水教授在不同阶段中所引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活动，使得东方管理学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为全球管理学知识体系注入了独特的东方智慧。

三、历史与文化背景

1. 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东方管理学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管理智慧，从儒家“仁爱”思想到道家“自然无为”的理念，再到佛教中强调的内省与自觉管理，每一种文化思想都对现代管理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东水教授正是在这浓厚的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通过深入研读《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传统经典，逐步认识到中华文化中蕴含的管理智慧的现实意义，并将之系统化、理论化地提炼出来，构建了独有的东方管理学体系。

2. 社会变革与经济改革对东方管理学的推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及亚洲地区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这为东方管理学的萌芽和发展提供了契机。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活力、国际交流的频繁以及华商经济的崛起，都推动了管理理论的不断更新和完善。

特别是中国加入WTO、申奥成功、申博成功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也为东方管理学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验证场域。这种背景下，“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理论迅速获得重视，并在诸多国际论坛上受到广泛认可，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对现代管理理论转型的深刻影响。

四、学术贡献与国际影响

1.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苏东水教授在终其—生的学术实践中，致力于将东方管理学建设成—门系统的学科。从1982年出版至今的《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书再版和修改版累计超过300万册，是国内高校管理教学的 重要教材之一。他通过创办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开设东方管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点等举措，为中国管理学领域的后继人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武装与实践指导，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管理模式的形成与推广。

2. 学术论坛与国际交流

在学科建设的同时，苏东水教授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类国际学术会议，推动东方管理学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从1997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管理大会，到近年举办的各种国际论坛与研讨会，都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平台。这些国际学术活动不仅使东方管理学逐步构建了国际影响力，更促使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深入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交汇问题，从而促进全球管理理论的发展。

3. 出版著作与理论传播

苏东水教授著作颇丰，其代表作包括《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中国管理通鉴》、 《产业经济学》、《东方管理学》等。其出版的学术作品不仅系统阐述了东方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成果，也为跨学科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这些作品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东方管理学不仅成为中国管理学的重要分支，也成为全球管理学领域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五、结论与启示

1. 主要研究发现总结

通过对苏东水教授东方管理学理论基础与发展历程的系统回顾与深入探讨，可以总结出以下主要研究发现：

• 核心理念明确

“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核心思想是东方管理学的灵魂，它不仅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德治理念的重视，也为管理实践提供了明确方向。

• 体系构建独具特色

苏东水教授通过提炼“十五哲学要素”并构建东方五字经理论体系，实现了对中华传统管理智慧的系统化表达，使管理理论更具逻辑性和操作性。

• 发展历程层次分明

东方管理学从古为今用、创建阶段到扩大影响阶段的发展历程清晰，既体现了学术理论从萌芽到成熟的必然规律，也反映了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在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 文化传承与理论创新并重

东方式管理理论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又不断吸收现代管理理念的精髓，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为全球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种新的思考路径。

• 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

通过国际会议、研究中心的建立以及大量出版著作的推广，东方管理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展，逐渐为世界学术界所认可。

2. 对未来东方管理学研究的启迪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启示：

• 深化理论研究与实践反馈

未来应继续深入探讨“三为”理论在各类管理实践中的具体现实作用，特别是如何在企业、政府以及社会治理中进—步落地与应用。

• 多学科跨界融合

应加强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形成更加完整和动态的管理理论体系。

• 加强国际交流与比较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东方管理学应与西方管理思想形成对话与融合，通过国际论坛与合作项目，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智慧。

• 注重历史文化传承

文化是东方管理学的根基，未来研究应更加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整理和现代转化，使传统精华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管理实践。

2025年9月3日

参考文献：

1、苏东水. 苏东水文集[M].第1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394页

2、苏东水等.’97世界管理大会文集[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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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寓意**  

“黑门山”象征人生的高峰、丰硕与神圣，恰如杨绍刚律师的执业生涯：以坚韧跨越法治征途的险阻，以学识铸就专业高度，以赤诚守护民生的温度。这部传记不仅记录了一位法律人的成长，更折射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理想与坚守。

正如序言所说，”中国法治道路预示着中国法律人有着西方法律人不可比拟的艰辛”，而杨绍刚律师的故事，正是这条充满挑战却又充满希望的法治之路的生动写照。

**学者·平民：双重视角下的律师本色**  

杨绍刚律师兼具工科、文科与法学的复合背景，赋予他独特的执业视角。他既是学者型律师，将案件升华至法理高度，以哲思与激情撰写兼具学术深度与人文关怀的辩护词；亦是平民型律师，常年为弱势群体奔走——从工程师、老教授到“民间防艾第一人”，他倾听底层呼声，以雄辩抗衡强权，在房屋、医疗、赔偿等民生案件中捍卫公平。他的胜诉秘诀，正是法理与共情的交融。

**参政·实干：法治理想的社会践行**  

作为九三学社成员、人大代表与市政府参事，杨绍刚超越了“议政者”的角色，成为实干型从政者。他推动收容遣送制度改革、完善医疗事故处理机制，更上书国务院呼吁艾滋病防治立法。书中详述他如何将办案实践转化为政策建议，以法律智慧化解社会矛盾，践行“维稳必先维权”的理念。

**经典案例：法治微光下的众生相**  

– 为受迫害演员十年维权，三度致信市长终获正义；  

– 氯气泄漏事件中平衡群众权益与社会稳定；  

– 替弱女子对抗家暴，十年申诉促成母子团圆；  

– 为高耀洁教授正名，法庭激辩揭露无证行医黑幕……  

这些案件不仅是职业注脚，更映射转型期中国的法治阵痛与进步。

**跨界文心：理性与诗性的共鸣**  

书中亦展露杨绍刚的文学底蕴——早年诗歌散文的创作积淀，使其辩护词与议案既有缜密逻辑，亦饱含人文温度。这种“法律人的诗意”，恰是他践行法治信仰的独特底色。

**推荐语**  

中国著名法学家李昌道在本书序言中的评语：“若法治是一束光，杨绍刚便是执炬者。他证明：律师的价值不仅在庭辩胜负，更在如何让法律照进普通人的命运。”

**适读人群**  

法律从业者、公共政策研究者、社会活动家，以及所有关注中国法治进程与公民权益的读者。  

2025年3月28日

https://online.flipbuilder.com/fzhenghu/dizp

本书（上篇）纸质版（ISBN 962-374-154-5）由杨绍刚著、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2004年11月第一版，全书共280页。本书（下篇）正在编辑制作中，将由日中展望出版社出版。

旧书焕新，纸质书实现数字化。如今，本书（上篇）以Flipbook（翻页电子书）格式再版，并在书内收录了一部关于杨绍刚律师的影片，可在计算机、平板电脑或手机上阅读与分享。翻页电子书融合了数字技术与传统阅读体验，既带来了便利，也为读者保留了人文情怀。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 冯正虎

今天是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的成立之日，也是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二周年庆祝之日。回首往事，我们感到自豪与欣慰。二年来，本会历经风风雨雨，但没有夭折，没有畏缩不前，而是以企业家的精神，不懈地开拓新领域，正在实现自己的宗旨与任务。

本会的宗旨是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贡献。实践经验证实，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也将是中国走向富裕的时代，但是中国企业若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主体，没有一个健康的经营外部环境，中国企业发展就不会有黄金时代。因此，中国企业家不仅要关心自己的企业，而且还要关心整个企业界的发展、整个企业家阶层的地位与命运，只有当中国企业家阶层真正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时，企业家才可能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社会政治环境。十年改革解放了商品经济，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中国企业家阶层。这一阶层的孕育与成长取决于改革深化的程度，反之改革的推进也取决于这一阶层的力量，中国企业家阶层将是中国社会走向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国家强盛的中坚社会力量。本会的企业家、理论家和行政领导人有责任、有义务去顺应历史的潮流，肩负时代的使命。二年来，本会理论工作者会员在为中国企业发展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摇旗呐喊，写出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文章；本会的企业家会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社会创造财富、为确立企业家的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本会的政府机关领导人会员也积极在为发展企业服务。本会正在以实际行动去影响周围的各界人士，让更多的人去理解本会的宗旨，实现本会的宗旨，共同为我国的建设与改革作贡献。

本会是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通力合作研究与发展中国企业的社会团体，也是学术界、企业界、政界人士平等协商，彼此理解，互相帮助，增进友谊的园地。这种组织形式是开放的、创新的，她是改革的产物，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需要。历经十年改革，我们的社会一方面要求分化，社会各阶层利益差异明显化、公开化，形成新的三大利益集团：企业家、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另一方面又要求合作，减少利益冲突，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与共同发展，这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秩序。但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中经济活动的主体已不是政府官员，而应该是企业家，这就需要整个社会的人士去重新适应这种新的社会关系，也就更需要企业界、学术界、政界人士的协商与对话，需要企业之外、政府之外、学术机构之外的社会团体来完成社会沟通与协商的功能。因此，本会的会员组织工作是横跨三个利益集团，而不局限于一个利益集团。她的会员成分就是由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三部分人组成，她的活动也是吸引这三部分人参加，通过理解与合作，促使更多知识分子、政府官员来支持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增强中国企业家的自信心，从一个自在阶层转变成自为阶层，更有力地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本会的工作班子是精简的，而且有效率的，主要由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他（她）们除了在大学讲课之外，已把全部精力贡献于本会的事业，不辞劳苦，辛勤工作，艰苦创业，为中国企业独立自主和中国企业家阶层能真正崛起这一理想而奋斗，使幼小的组织壮大起来，逐渐赢得社会的承认。而且更主要的是造就了一种革新精神，形成了充满竞争、平等、自由、效率、改革、自我完善和融洽气氛的本会文化。本会能把改革与效率的观念注入每一个为她工作的人的思想与行动中，使他（她）们习惯于接受新的挑战与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我们的朋友喜欢她，有识之士推崇她，改革的时代更需要她。

在二年的历程中，我们有过各种困难，但我们还是闯过来了。只要成长，希望与成功也就存在。我们是研究会，需要思索，但更需要行动，把规划付诸现实。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想到就应该去尝试，这是企业家的精神，也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尤其在改革时期，一切处于变化之中，除了宪法和法令不允许的事之外，我们勇于尝试一切，随时准备接受挑战。这一时期，事业成功更需要自信、勇敢与创新。我们二年来的成功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点。

——我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为特征的经济运行模式战略转变，中国企业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这一变化需要理论界、出版界去研究中国企业发展，并为中国优秀企业与企业家树碑立传。所以，本会编纂了《中国企业发展丛书》、《中国企业发展论坛》会刊和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和介绍中国企业发展状况的大型著作《中国企业发展年鉴（1988）》（中英文版）。

一一我们认为，在传统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企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领域，即使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企业仍然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发展系统来考虑，国民经济的分析仍然着眼于宏观和中观领域。这不能不与已经生成的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企业、家庭及消费者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发生冲突。因为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是多元利益主体共同行为、并通过建立彼此制约和协调的发展机制合理行为的产物。因此，以中国企业发展为主题的研究很有必要。而且，每年有一份综合研究报告，可以使政府经济管理部门领导人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行为与态势，正确地制定有关企业政策，起到宏观指导的作用，并对企业家制定企业对策也有决策咨询作用。这项重要的宏观管理的基础工作、科学决策依据过去一直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中央如此，地方更不会重视。所以，本会与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尝试性地连续二年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撰写出《一九八七年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报告》、《一九八八年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报告》，还撰写了《上海市企业发展年度综合分析报告（1988年）》，对中国企业发展的趋势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中不少观点得到了企业界、理论界等人士的好评，并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一—我们认为，中国企业界迫切需要有更多的真正代表企业家独立意志的理论政策研究机构，它能分析与影响政府的政策，预测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态势，为企业家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并且指导企业家谋求企业界的共同利益和发展，从理论上、舆论上、法律上维护企业与企业家的正当利益。因此，本会于1987年5月独资创办了国内第一家专门研究企业发展的民办研究机构一一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二年来，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完成了本会委托的所有科研项目。

——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家不仅要关心自己的企业，而且还要关心整个企业界的发展；不仅要执行政府机关的改革方案与经济政策，而且更应该去积极影响政府决策，促使政府决策科学化，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家目前是软弱的，但她毕竟天天在成长，只要中国改革不中止，她最终会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主宰，而且也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不可低估的力量。因此，中国企业家必须抛弃那种自顾自的狭隘心理、不敢谋求自身利益的软弱性，她现在应该昂首站着说话，有信心议论关系到企业界利益的国家大事，要有参政议政的胆略和意识。所以，我们创办了每年一度的全国性的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为中国企业家创造了一个议政论坛。1986年，首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是由上海市研究生经济与科技中心主办，由一批献身于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热血青年知识分子与企业家发起的。继这以后，1987、1988年，本会召开了第二届、第三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讨论了当年度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出席会议代表成分比例已从学者占大多数转向企业家、政府官员占大多数，已是属于企业界的议政会议。我们相信，年复一年继续下去，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就一定会成为企业界与政府对话的组织形式，将会成为理论家参与的、政府高层领导人与企业高层领导人共商国是，协调政企利益，探讨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的大会。

—一我们认为，本会是研究与发展中国企业的社会团体，因此，她首要的任务就是为企业服务。一方面要为企业追求与维护企业界的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服务，另一方面也要为企业提高本身的发展技能服务。二年来，本会在企业咨询工作与干部培训方面收获亦很大。本会组织理论工作者会员经常深入企业进行调研，完成了造船企业集团组建、二手设备公司组建可行性研究、房地产业股份化、投资咨询、财务软件设计等企业委托的各类咨询研究项目。本会培训部首创了“导师制”的全国供销函授班，学员约1000人，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为期一年，教材全部自编，现已顺利结束，得到学员的好评，不仅提高了供销管理人员的理论与业务能力，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全国供销网络，促进了学员单位的供销业务发展。培训部还在国内首创了“模块式”干部教育法，解决厂长（经理）知识更新、继续教育的难题，目前正在上海轻工业局试点的基础上向各工业局扩大试点。这种培训方法得到厂长（经理）的好评，受到政府有关领导部门的赞许。

——我们认为，本会已发展成上海经济区较有影响与实力的社会团体，既有财力，又有人才。本会应当有责任去活跃上海地区的学术活动。因此，本会不定期举办了各种学术讨论会。例如，本会在上海地区首次举办了企业文化研讨会，对提高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怎样形成企业精神，在理论上作了探索性的尝试。较早在企业界、理论界举办了《当前承包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的讨论。倡导学术自由，允许反对承包制的理论，见解占主导地位，以便开阔思路。而且，本会还与《世界经济导报》在理论界内部联合召开了《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改革思维的比较》的讨论会。

——我们认为，本会应该倡导社会竞争，开拓新领域，支持和扶植更多有益于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的社会团体、民间研究机构，为我们的社会注入新的活力。本会成立了上海供销管理协会，旨在探讨供销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造就一批有理论、有实践的供销管理工作者，为中国供销管理的科学化服务，为创造中国式的商会作贡献。我们还试办了上海三特科技经贸公司，为科技研究与生产应用相结合、理论工作者走向经营实践提供实验基地。本会还成立了上海市高技术产业研究会，开拓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的新领域。并且还与沪东造船厂等单位合作创办了上海浦东开发研究所，对上海浦东地区开发的咨询研究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为了支持上海经济区各地方的理论工作者和企业家的理论研究，本会还建立了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苏锡常分会，对这一地区的企业发展理论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我们认为，本会不仅要有创新精神，而且还要有开放精神、国际意识。因此，二年来，本会是开放的，欢迎企业界、学术界、政界的有识之士参加本会，希望结识更多的朋友，以诚相待，与国内外社会团体、学术机构、企业平等互利，合作共进。而且，本会逐渐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本会与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合作举办了国际研讨会，还完成合作科研项目。而且，与日本、加拿大等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项目也正在进行。我们正在努力打开国际交往的渠道，以便促进中国企业，尤其是会员单位与涉外企业在技术、经济、资金、贸易以及经营理论研究上的合作，参与国际性的企业管理实地考察与学术活动。

二年来，本会的成功取决于二大支柱∶一是财力，二是人才。本会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精神，积极地筹集中国企业发展基金。本会没有向政府有关部门伸手，而是自力更生，依靠咨询服务收入与个人、团体会员的资助，已经形成一定的经济实力。资助有利于中国企业发展和企业家阶层崛起的理论、政策研究和社会活动是本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将以微薄的力量与巨大的热情去履行这一使命。本会资助本会会员开创性的科研活动，出版学术著作，各种学术研讨会与调研工作，以及学术团体与民间研究机构的建立。我们认为，科学研究与学术活动有益于社会发展，她理所当然要从社会中得到补偿。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理论政策研究与社会活动不会盈利，但对于中国企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最先得益的是企业家。因此，这类公共事业更应该需要企业资助，需要富裕的企业家慷慨解囊。与其说资助别人，不如说就是帮助自己。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大企业家应该具有养士的气度，要有长远眼光，没有一批理论家、社会活动家为您的事业摇旗呐喊、鞠躬尽力，企业改革与发展也就不会成功，企业家的利益也就不会实现。倘若每个企业家能从利润中抽出1%用于资助理论家与社会活动家的研究与活动，能在五年、十年后得到一个能创造增加50%利润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与政策，这一资助从功利性的角度也值得。我们相信，本会的团体会员都应该有这种境界，都能资助本会的事业发展。在此，我要衷心感谢那些曾经资助过我们事业的团体与个人，尤其是沪东造船厂对本会创办之初给予的资助，原厂长李庆科同志是一位有远见的企业家。

本会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有了人才，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又集聚了大批人才。没有优秀人才，也就没有本会的成功。本会来自大学、研究机构的会员，都是近几年获硕士、博士学位，具有讲师、副教授等中高级职称的中青年学者，在原单位都是骨干教师、科研人员，很多都担任了中层以上的领导职务；来自企业界的会员，大多数都是具有经济师、高级经济师职称的厂长（经理）与管理人员，而且还有许多著名的优秀企业家；来自政界的会员也都是获学士、硕士学位的处级以上的行政领导人，而且思想开放，勇于创新。他们都处于不同的岗位，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会内，进行学术交流，更新知识，取长补短，寻求知音；在会外，可以发挥才能，互相帮助，携手共进。而且，本会90%以上是中青年，五年以后、十年以后，本会会员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本会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与改革，是一个集聚献身改革、富有才华的新生力量的人才库。这应该说是本会二年来的最大成功与收获。

首届理事会的工作目标，在本会全体会员、社会各界同仁的支持下，已全部达到。本会已从幼年成长为青年，她更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奋发向上，追求新目标。我们坚信，在新的岁月中，新一届理事会能领导本会全体会员继续实现本会的宗旨和任务，攀登新的高峰，敢于改革，力图创新，迂回进攻，披荆斩棘，获取更大的胜利。一九八九年里，本会就应该去实现以下工作目标。

一一创办《会员通讯》，作为本会会员之间信息与感情联系的纽带。本会会员遍布上海经济区各地，不能常常聚会，因此，更需要一份《会员通讯》来沟通会员之间、会员与社会各界人士之间的联系，了解本会，了解会员，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增进友谊。

一一把本会建成一个公开化、制度化、民主化的社会团体。定期召开理事会议、常务理事会议，强化理事，尤其是常务理事对本会的领导意识，提高参政议政的自觉性。本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的产生将采用无记名投票选举方法。这是一个革新，但仅仅是本会走向公开化、制度化、民主化的一个开端，一个小小的起步。

一一举办第四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主题∶中国企业的民营化。倡导学术自由、决策研究民主化，积极鼓励学者、企业家、政府行政领导人的新思维，探索中国社会主义企业改革的新模式。

——努力去提高中国企业家，包括在改革时期致富的私营企业家的自信心与社会责任感，积极筹集中国企业发展研究基金，资助与奖励对中国企业发展和企业家阶层崛起的事业有益的理论研究、学术活动和出版事业，改变中国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与形象，获得全社会对企业家事业的支持与赞同。

——强化本会的参政议政意识，积极发挥社会团体应有的主导功能，支持和协助政府的工作，促进本地区社会经济政治的良性发展，同时也应该批评与制止政府及政府官员的错误决策及侵权行为，维护企业与企业家的正当利益，有责任在理论上、舆论上、法律上维护本会会员的正当利益。本会立足上海，有责任对上海的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作贡献。

——支持与资助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的改建工作，改独资为合资，鼓励各行各业有代表性的企业（包括三资企业、私营企业）来合资创办，扩大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的经济实力与研究实力，吸引一流的研究人才，使中国企业界有真正代表企业家独立意志的高水平的理论政策研究机构，以适应中国企业发展的新形势。

一一加强会员的服务工作。一是组织会员经常下企业调研，为经营困难的会员单位排难解忧，承接企业委托的咨询项目；二是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素质，知识更新，向各企业推广“模块式”干部教育法，开设不定期的新学科、新观念、新思潮讲座；三是组织小型学术研讨会与各种形式的联谊活动，为会员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感情联络提供条件。

一一加强会员的发展工作。社会团体的会员发展工作同样面临质与量的矛盾。我们认为，要保证会员质的提高，就必须扩大会员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择优录取，也就没有质的改变与提高。因此，本会的会员发展工作不能封闭，必须公开，向社会上公开发展个人会员与团体会员，欢迎有志于实现本会宗旨、支持本会发展的理论工作者、企业家、政府机关领导人参加本会，彼此理解，团结互助，携手共进。

——强化本会的开放精神、国际意识。一是本会必须要与各地区各种类别的社会团体、学术机构、政府有关部门、企业、中国企协系统内的各地方企业管理协会、企业家协会以及知名人士建立友好关系，加强平等合作，互相支持，谋求共同发展。二是与国际上经济管理研究组织、企业以及有关学术机构建立必要的业务联系与协作，加强与海外中国学者与华侨的联系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性的学术活动与合作项目研究，促进会员单位与海外企业在技术、经济、资金、贸易以及经营理论上的合作。本会有责任关心会外、关心上海、关心全国和关心世界，为提高中国企业管理水平，繁荣世界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第二届理事会有许多新的目标尚在构思之中，但我们坚信，一旦确定目标，我们就会行动，以极大的热忱、百倍的努力去实现目标。行动是艰难的，有阻力，受挫折、会失败，但只有行动才会成功，才有希望创造一个新世界。本会要获取新的成功，就必须行动，就必须努力，停止就意味着失败。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唯有依靠行动的热情、亲身的经验，才能鼓舞周围人的士气，推动社会的前进，使更多的人都自觉地投身于中国的建设与改革事业。本会与中国的企业家共命运，只要改革不中止，只要商品经济的新秩序真正能建立，本会就能发展壮大。我们愿与广大理论工作者、企业家、政府行政领导人一起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脚踏实地地为中国，尤其是上海地区的企业发展、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作贡献。

1989年3月30日 上海联谊俱乐部

影片：冯正虎在第二届理事会成立大会上作报告

【编者按】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是八十年代席卷中国改革大潮中的一朵浪花，她的的宗旨是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她对中国企业界有着领航及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本篇简史写于32年前，当时作者身处危难，却以平静的心态撰写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历史，以史明志，坚持正确，抵抗强权，保护同道，并流传后世，“为将来寻求与其对话的未出生的人着想”。

目 录

一、第一届理事会时期(1987.1—1989.3)

1、第一届理事会概况

2、上海中青年企业发展研究会的成立大会

3、开创以中国企业发展为主题的研究先例

4、 企业咨询与干部培训工作

（1）企业咨询项目

（2）“导师制”的全国供销函授班

（3）厂长（经理）“模块式”教育班

5、中国企业发展年鉴、丛书与会刊

6、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

（1）第二届中国企业发展研的会 .

（2）第三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

7、国际合作与交流

（1）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2）国际合作科研项目

（3）“国有工业企业资金管理”国际研讨会

8、组织革新与建设

（1）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

（2）上海供销管理协会

（3）上海三特科技经贸公司

二、第二届理事会时期的前九个月(1989.3—1989.12)

1、第二届理事会概况

2、五月风波的冲击

3、“如何提高企业内部效益”国际研讨会

4、第四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

5、卓有成效的业务工作

（1）第二届常务理事会议

（2）信息交流活动

（3）本会协作部为企业“牵线搭桥”

（4）国际影视资料片观康交流联谊活动

（5）《会员通讯》

（6）上海企业发展年度综合分析的科研工作

（7）深化流通领域改革研讨会

6、制度创新与建设

（1）管理制度

（2）财务制度

（3）人事制度

三、结束语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简史

（1986年12 月——1989年12 月）

一个人一旦决意开始撰写历史，他就必须为真理而不是为上帝作出牺牲；他唯 一正确的准则是：不迁就目前的人，而为将来寻求与其对话的未出生的人着想。

——琉善：《历史写作指南》

1986年冬，近百名中青年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在首届中青年中国企业发展研讨 会上，提出一个新的构思：创办一个促进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通力合作研究与发展 中国企业发展的社会团体。这一创新的设想立即得到国家经委、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上 海市党政领导人以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热情支持和鼓励。此时，一个新型的社会团体将在上海崛起，她就是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经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批准（《关于准予成 立上海中青年企业发展研究会的批复》中企［1986］ 126号），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上海中青年企业发展研究会于1987年2月28日在上海市展览中心成立；1988年9月10日改名为“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关于上海中青年企业发展研究会改名的批复》 中企［1988］4号）；1989年7月10日又改名为“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关于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不再冠以“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字样的通知》中企［1989] 67号）。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宗旨是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贡献。她是一个民办的社会团体，不同于政府机构、大学等事业单位，是改革年代的新生事物，她不享有国家工资总额、人员编制、上级拨款以及统一 的管理制度，一切靠自力更生，自我管理。三年来，她历经风风雨雨，克服种种困难，不懈地开拓新领域，贡献新成果，正在以实际行动影响周围的各界人士，让更多的人能理解她的宗旨，共同去实现她的宗旨。

三年前，她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团体，今日已在上海甚至全国有一定影响，成为学术界、企业界、政界人士平等协商，彼此理解，互相帮助和增进友谊的大家庭，而且备受新闻界的关注。回首往事，我们感到自豪与欣慰，而且也获得经验与教训。

一、第一届理事会时期（87年1月一89年3月）

1、第一届理事会概况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于1987年1月25日在上海市伯乐科苑成立。

名誉会长：袁宝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原国家经委副主任）。

顾问：江泽民（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上海市原市长）、张彦宁（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原国家经委副主任）、马 洪（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高级研究员）、汪道涌（上海市政府顾问、 国务院原上海经济区规划办主任、教授）、黄菊（上海市副市长）、蒋一苇（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高级研究员）、苏东水（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会会长、教授）、刘吉（中共上海市宣传部副部长、原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教授）等24位党政领导人和著名学者。

会长：冯正虎（上海市研究生经济与科技开发中心理事长）。副会长：贾继锋（上海市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顾宝龙（沪东造船厂副厂长）。

理事会理事56名，其中理论工作者30名，厂长（经理）16名，政府官员10名。85%的理事是中共党员，而且具有中高级职 称的理事占绝大多数。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上海中青年企业发展研究会章程》。

2、上海中青年企业发展研究会的成立大会

上海中青年企业发展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于1987年2月28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近百名学者、厂长（经理）和政界人士出席了会议。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冯正虎致开幕词，秘书长任浩主持会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主任汪道涌、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以及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等领导同志发贺信或委派代表参加会议，祝贺上海中青年企 业发展研究会的成立，并对研究会的发展提出殷切期望。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会会长苏东水教授、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院长史景星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蔡北华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顾问杨锡山教授等部分本会顾问也应邀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与会者热烈地探讨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前景，并祝愿她兴旺发达，为中国企业发展和企业家阶层崛起的事业作贡献。

3、开创以中国企业发展为主题的研究先例

在传统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企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领域，即使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企业仍然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发展系统来考虑，国民经济的分析仍然着眼于宏观和中观领域。这不能不与已经生成的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 企业、家庭及消费者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发生冲突。因为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是多元化利益主体共同行为、并通过建立彼此制约和协调的发展机制合理行为的产物。因此，以中国企业发展为主题的研究很有必要。而且，每年有一份综合研究报告，可以使政府经济管理部门领导人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行为与态势，正确地制定有关企业政策，起到宏观指导的作用，并对企业家制定企业对策也有决策咨询作用。这项重要的宏观管理的基础工作和科学决策依据过去一直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中央如此，地方更不会重视。因此，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开创以中国企业发展为主题的研究先例，委托下属单位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组织研究人员，自筹科研资金，设立了《中国企业发展年度综合分 析报告》课题组，并由冯正虎同志主持这项研究工作。

1987年、1988年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和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连续二年做了这方面的 研究工作。1987年撰写的主报告《1987年度中国企业发展综合分析报告》分五部分，共 3万余字。该报告的前言：中国企业发展研究的基本问题；第一部分：改革开放与中国企业发展的新模式；第二部分：中国企业新模式的成长过程；第三部分：1986-1987年中 国企业发展；第四部分；中国企业发展的困境与前景。（报告摘要发表于《世界经济文汇》杂志1988年第2期）

1988年撰写的主报告《1988年度中国企业发展综合分析报告》分六部分，共5万余字。该报告的前言：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新动向；第一部分：承包经营 责任制与企业改革；第二部分：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与发展；第三部分：企业组织制度 的创新和发展；第四部分：国民经济组织管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第五部分：社会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报告摘要发表于《世界经济文汇》杂志1989年第3期）。

1988年撰写的 《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年度综合分析报告（1988年）》分五部分，共3万余字。该报告的第一部分：上海工业企业发展的运行轨迹和基本趋向；第二部分：企业承包与企业发展；第三部分：经营环境及其特征；第四部分：企业经济效益的基本估计；第五部分：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对策思路。（报告摘要发表于《财经研究》杂志1989年第6期）

这些科研项目的主报告对中国企业发展的趋势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中不少观点与判断得到企业界、理论界人士的好评，并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

4、企业咨询与干部培训工作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在企业咨询工作与干部培训方面的收获很大，具有首创性的主要成果有：

（1）企业咨询项目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组织理论工作者会员经常深入企业进行调研， 并与企业管理者共同完成各类咨询研究项目。主要有：受上海工业技术基金会委托的《二手设备公司组建可行性研究项目》，受某造船厂委托的《造船企业集团组建方案》； 受中华企业公司委托的《房地产业企业股份化》；受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上海分公司委托的《计算机管理财务系统软件设计》等项目。

（2）“导师制”的全国供销语授班

1987年7月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培训部首创了“导师制”的全国供销函授班，学员822人，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为期一年（ 1988年1月 – 1988年12月），采用了面授与函授相结合、指导教师与学生直接联系的“导师制”新型函授教育法，由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讲师、教授担任指导教师。设置《现代工业企业物资管理》《市场学》《消费心理学》 《谈判与推销技巧》《公共关系学》《广告管理与创作艺术》《实用经济法》等七门课程，七本教材全部由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编写。供销函授班教学效果好，现已顺利结束，得到学员的好评，不仅提高了供销管理人员的理论与业务能力，而且还形成 了一个全国供销网络，促进了学员单位的供销业务发展。

（3）厂长（经理）“模块式”教育班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培训部还在国内首创了“模块式”干部教育法，解决厂长（经理）知识更新，继续教育的难题。本会培训部受上海市轻工业局委托，于1988年下半年起在上海轻工业局职工大学办了13期厂长（经理）“模块式”教育班，每期学员学习与研讨一个课程，已开设的课程有《国际货币与汇率研究》《公 共关系研究》《推销技巧》《企业涉外经营》《经营战略》《引进项目可行性 研究》《股票与债券》《企业领导艺术》《国际贸易方式》等等。“模块式”教育形式，将企业领导干部所需更新的知识分解设计成十几个单元模块，每个模块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只需一周左右的时间，每个模块形成一个专题，自成一体，这种形式的教育时间短，一次只花一个星期，厂里工作容易安排，而且企业领导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选择专题，通过几个专题的学习，就形成一个知识体系，能搭起一个新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教学实行三个结合，讲授知识与研讨相结合，理论教学与经验介绍相结合，课堂学习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因此，“模块式”教育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干部教育新形式，它既能有效地解决企业领导干部工作和学习的矛盾，又能有效地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使教育培训内容不断更新。这种方法受到上海市人大、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市经委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又受到已参加学习的厂长（经理）一致好评， 《解放日报》（1988年7月12日）、《文汇报》（1988年7月19日）分别对此进行专题报道。

5、中国企业发展年鉴、丛书与会刊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为特征的经济运行方式战略转变，中国企业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这一变化需要理论界、出版界去研究中国企业发展与经营管理，并为中国优秀企业与企业家树碑立传。所以，本会与中国展望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国企业发展年鉴（ 1988 ）》（中英文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和介绍中国企业发展状况的大型著作，又是一部带有指导性的资料参考书和工具书，全书分三篇共100万字。第一篇《综述》，全面系统地对中国企业的现状和今后发展进行了详尽的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其内容包括18篇 综合性和专题性研究报告；第二篇《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介绍了中国部分优秀企业和卓有成效的企业家的成功经验；第三篇《中国企业发展信息》，收录了最近八年中国企业发展的统计资料、法规与政策、大事记、重要论文索引。

本会编辑部1987年编辑了三本《中国企业发展论坛》会刊，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会刊上的《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问题及其政策》《转轨时期企业行为的系统思考》 《社会主义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化》《关于企业集团若干问题的探讨》《从中西文化价值观的比较看中国企业的惰性》《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不足的原因分析》《试论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模式》《论全员承包制的理论基础和构造规则》《论中国企业家的文化及行为》《论中国企业行为的一般理论》《论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 《国有企业向何处去》《废除企业领导人“官员化”制度迫在眉睫》《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问题》等论文，对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得到理论界、企业界 人士的好评。

本会下属单位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与中国展望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中国企业发展丛书》，1988年发行的第一辑丛书有六本专著《改革——中国企业发展的主旋律》、《股份制——中国企业改革的希望》、《企业文化——社会、价值、英雄、仪式》、《危机管理——企业如何对付意外灾难》、《推销艺术——企业生财的诀窍》、《企业形象——企业的魅力所在》。

6、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

中国企业家不仅要关心自己的企业，而且还要关心整个企业界的发展；不仅要执行政府机关的改革方案与经济政策，而且更应该去积极影响政府决策，促使政府决策科学化，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中国企业家目前是弱小的，但他毕竟天天在成长，只要中国改革不中止，他最终会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主宰，而且也是现代政治生活中不可低估的力量。

所以，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创办了每年一度的全国性的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为中国企业创造一个议政论坛。继1986年11月由上海市研究生经济与科技开发中心主办的“首届中青年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之后，1987年、1988年，本会召开了第二届、第三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讨论当年度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出席会议代表成分比例已从学者占大多数转向企业家、政府官员占大多数，已是属于企业界的议政会议。

我们相 信，年复一年继续下去，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就一定会成为理论家参与的、政界领导人与企业界领导人共商国是、协调政企利益、探讨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的大会。

（1）第二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

由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主办，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中国企协信息部、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上海财经大学、文汇报、世界经 济导报、沪东造船厂、上海铁路局、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等25个单位联合发起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于1987年11月23日至25日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

本届研讨会主题：中国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来自中央和各地经济管理机构、大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企业界的代表150余人参加了这届研讨会。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家镐、 国务院经济区规划办研究室主任何畏、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贺镐圣、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李蓬、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副理事长张重庆、上海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仇金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蔡北华、中国展望出版社社长阮波等领导也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冯正虎代表第二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领导小组致开幕词。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华民代表《中国企业发展年度综合分析报告》课题组作专题发言。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贾继锋、顾宝龙分别主持了三天的研讨会。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秘书长任浩致闭幕词。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提交给 研讨会的主题报告《中国企业发展年度综合分析报告（1987年）》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与会者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许多有效的政策建议，并加强了与会学术界、企业界、政界人士的信息沟通与彼此协商。与会者趋于一致的观点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运行体制的转换，企业发展的模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企业正在逐步由行政性的生产单位演变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与强烈经营意识的市场主体。随着全民所有制企业实现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企业行为目标不再是过去的拼命追求占有更多的资源，而是如何面向市场，发挥和挖掘企业的潜力，追求企业的、最 终也是社会的效益最大化。“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体制将给中国企业发展注入无限活力。（《关于召开“第二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决定》上企会［87］第2号， 1987年12月24日《文汇报》）。

（2）第三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与上海艺美塑料包装厂主办、 国家体改委经济管理研究所、上海市经济研究中心、解放日报、文汇报、世界经济导报、 上海财经大学、镇江焦化厂、上海无线电七厂等22个单位联合发起的“第三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于1988年12月26日至27日在上海市嘉定宾馆召开。

本届研讨会主题：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益。来自北京、上海和江西等省市的企业界代表，政府官员、学者有国家体改委经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杨毓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朱小华、复旦大学教授顾国祥、华东化工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符钢战、上海无线电十八厂厂长欧昌林、 上海无线电七厂厂长林炯星、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魏柯博士、日本一桥大学经营管理系博士生赵家林等近6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冯正虎致开幕词，并与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任浩分别主持了两天的研讨会。上海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李家镐在开幕式上作了专题报告，博得与会者的高度评价。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二篇主题报告《中国企业发展年度综合分析报告（1988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提高生产效益的必备条件》引起会者的关注。而且，与会者就制约中国国有企业提高生产效益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提高国有企业生产效益的出路和对策两个专题进行热烈的讨论。

同时，针对我国当前紧缩政策的背景，就在紧缩政策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作了挂牌讨论。与会者赞同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研究人员的观点，中国国有工业企业近期内提高生产效益至少需要以下几项必备条件：第一，完善地方财政包干，综合治理经济环境；第二，发展非国有工业企业，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第三，建立企业产权制度，改变国有工业企业的组织形式；第四，建立企业自主用工与政府创造就业的劳动管理体制和劳动力分配机制，形成劳动力市场；第五，改善企业内部管理，实行专家治理企业。（《关于召开“第三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的决定》上企会[88］第10号，《第二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纪要》、1988年12月27日《解放日报》）

7、国际合作与交流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不仅要有创新精神，而且还要有开放精神，国际意识。因此， 我们正在努力打开国际交往的渠道，逐渐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1）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二年来，本会与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系，日本北九州市国际东亚研究中心、日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邦德国财政部、联邦德国萨尔茨吉特钢铁公司、加拿大加华日报社、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战略管理系等国外 学术团体、企业、大学、政府机构的学者、领导人进行学术交流，平等互利，合作共进。

（2）国际合作科研项目

与日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合作科研项目《中日企业管理比较研究》，该项目对中日两国企业的经营环境，经营战略、组织构造、信息处理、 决策过程等用国际通用的指标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对企业的决策特征和管理系统的分析以及企业管理水平的综合比较，来揭示中日两国企业的经营特点和成长力，为改善经营管理提供参考。

与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的合作科研项目《中国国有工业企业提高生产效益的必备条件——广东和上海两地国有工业企业的比较研究》，该项目通过对中国两个典型地区（上海市和广东省）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效益差异的比较，寻找提高生产效益的 共有的必备条件，为提高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益奠定基础。这一项目的主报告分四部分共5万字。该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中指出，中国国有工业企业提高生产效益近期应当采取的措施：a.国有经济从绝对优势转为相对优势；b.组建股份有限公司；c.硬化国有工业企业的财务约束；d.从地方财政包干过渡到分税制；e.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 f.实行满负荷工作制和淘汰国有工业企业的冗员。这份报告引起上海、广东政府领导人 和联邦德国经济研究人员的重视。（报告摘要发表于《改革》杂志1989年第4期）

（3）“国有工业企业资金管理”国际研讨会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和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国有工业企业资金管理”国际研讨会于1988年5月2日至3日在上海财经大学专家楼召开。

来自中德双方的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有上海市经委副主任明志澄、市财贸办公室主任汪宗熙、市财政局副局长周有道、市轻工业局副局长徐建国、上 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贾继锋、沪东造船厂厂长李庆科、上海四方锅炉厂厂长金鸿元、 上海有色金属总公司总经理彭锋、联邦德国财政部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布莱滕斯·坦因博士、联邦德国萨尔布吕肯市公用事业局局长莱恩哈特博士、联邦德国萨尔茨吉特钢铁公司财务总经理丹茨勒博士等50余人士出席这次研讨会。

上海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李家镐代表市政府致开幕词，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冯正虎代表中方主办单位致开幕词，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事处主任葛礼幕博士代表德方主办单位致开幕词，并与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秘书长任浩分别主持了两天的研讨会。与会者，一方面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国有企业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又就双方在管理中碰到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会者共同探讨的主要问题有：a.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最优化问题；b.国有企业的范围（权限、资金、分配）以及对社会的贡献；c.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d.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的关系；e.国有企业的变化和形式以及发展前景。

8、组织革新与建设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本身就是改革实验基地，一切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为了寻求一种更适合于社会需要和人的发展的组织体制，她不能故步自封，必须组织创新，一直在探索与建设。第一届理事会成立初，本会的组织机构格局是秘书处下设办公室、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职工问题研究所、编辑出版部、国际学术交流部、培训部、经济贸易促进部。后来职工问题研究所归并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经济贸易促进部分划出上海供销管理协会和上海三特科技经贸公司两个相对独立的单位，自身却消亡了。到第二届理事会成立之际，本会的组织机构新格局已经形成，秘书处下设几个部门（办公室、研究部、培训部、协作部、编辑部、国际学术交流）和一些下属挂靠单位。而且，为了使已发展起来的下属单位独立自主，放手工作，同时减少本会的管理幅度，从1990年1月6日 起，本会与所有二级组织脱离关系（《关于停止本会二级组织挂靠关系的决定》上企会 ［1990］第1号）。本会主要的三个下属挂靠单位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也是本会的组织革新与建设过程的一个体现。

（1）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

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的前身是1985年创立的上海市研究生经济与科技开发中心企业发展研究所，她是国内最早一家以研究中国企业发展为主的民办研究机构，1987年5月归并于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成立“中国企协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1988年10月又改名“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成为本会一个相对独立的下属挂靠单位。（《关于改建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的若干问题》上企会［88］第9号，《关于批准成立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的批文》上企会［88］第11号，《关于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第一届所务委员会的组建决定》上企会[89］第5号）

按原定计划，1989年改建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使她完全独立于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改独资为合资，鼓励各行各业有代表性的企业来合资创办，扩大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的经济实力和研究实力，吸引一流的研究人才，使中国企业界有完全代表企业界意愿的高水平的理论政策研究机构，它能分析与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预测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态势，为企业家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并且指导企业家谋求企业界的共同利益和发展，从理论上、舆论上、法律上维护企业与企业家的正当利益，以适应中国企业发展的新形势。但这一组织创新的设想尚未实现。

几年来，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开创了以中国企业发展为主题的科研工作，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完成了各类科研咨询项目，在经济理论界颇有影响。

（2）上海供销管理协会

上海供销管理协会是建立在本会培训部全国供销函授班和经济贸易促进部的基础之上，为了使本会全国供销函授班学员和其他供销人员有一个能专门探讨供销管理经验与理论、彼此沟通业务信息和提高业务技能的社会团体，上海企 业发展研究会于1988年5月开始筹建上海供销管理协会，并于1989年1月正式成立。 （《关于准予成立上海供销管理协会的批复》上企会[88］第4号，《关于同意上海供销管理协会第一届理事会成立的批复》上企会[89］第3号）

上海供销管理协会的宗旨是，探讨供销管理理论与实际问题，造就一批有理论、有实践的供销管理者，为中国供销管理的科学化服务，为创造中国式的商会作贡献。一年来，她在供销管理理论研究、供销业务信息沟通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主要成果有：创办了三期《上海供销管理报》，并与复旦大学文献信息服务中心共同编辑《实用经济与科技简讯》；完成了上海百事可乐有限公司委托的《上海饮料市场调查和预测》课题和各类供销管理方面的咨询项目；举行了“经济形势与对策”“治理整顿和深化流通领域改革”等学术报告会和研讨会；与上海市轻工业局职工大学、上海市党校合作开办了“工业计划统计和工业财会管理专修班”“工业企业厂长经理岗位职务培训班”“现代市场营销强化班”。

（3）上海三特科技经贸公司

上海三特科技经贸公司是经上海市闸北区工商局、科委批准注册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她为科技研究与生产应用相结合，理论工作者走向经营实践提供实验基地。而且，这一公司的建立是解决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进一步发展所产生新矛盾的产物。一方面企业发展研究会是研究企业管理理论的，而理论应该与实践相结合，因此要有自己的经营管理实验地；另一方面研究会是一个非营利的社会团体，不能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因此也就没有自己的经营管理实验地。为了克服这一矛盾，满足理论工作者会员的要求，本会就决定与上海申江出租汽车场联合创办一家独立于本会、但受本会主管的科技型公司，并由本会经济贸易促进部负责筹建，于1988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三特科技经贸公司。（《关于准予组建“三特（SEDR）公司”的批复》 上企会[88]第1号，《关于认可秘书处决定成立上海三特科技经贸公司的批复》上企会 [88]第2号）

三特公司成立的第一年，由于科技咨询业的不景气和经营管理经验不足（公司经营领导均有理论工作者兼任）之故，公司出现亏损状况，管理制度也不健全，这也使理论工作者得到一个深刻教训：会教管理理论知识的人不一定能经营好企业，书本知识不能取代管理经验，必须使理论联系实践，从经营管理的基层做起。

三特公司于1989年7月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确定公司的发展方向，形成公司的新风气，解聘不合格的经理人员和冗员，使公司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处境中，也能逐渐转亏为盈，电脑、环保工程设计等科技咨询业务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并与安徽企业合资创办一家工厂、也与香 港企业进行了合作。目前，三特公司已与本会脱离主管关系。（《关于筹建上海三特科技 经贸公司董事会决议》上企会[89]第2号，《准予三特公司继续经营的批复》上企会[89]第15号，《关于上海三持科技经贸公司改变隶属关系的决定》上企会.[90]第2号，《关 于整顿与发展公司的对策》上三特[89]第4号，《关于三特公司清理整顿的处理决定》 上三特[89]第5号，《关于三特公司恢复时期的发展对策》上三特[89]第9号）

二、第二届理事会时期的前九个月（89年3月一89年12月）

1、第二届理事会概况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于1989年3月30日在上海联谊俱乐部成立。

名誉会长：袁宝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李家镐（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会长：冯正虎（上海财经大学讲师）。副会长：任浩（复旦大学讲师）、朱尔沛（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党委书记）、张培璋（上海焦化厂厂长）、顾宝龙（沪东造船厂党委副书记）、梁思九（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腈纶厂厂长）、彭锋（上海市有色金属总公司总经理）。

第二届理事会理事123名，其中理论工作者34名、厂长（经理）75名、政府官员14名。95%的理事是中共党员，而且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的理事占绝大多数。第二届理事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成熟的时期，她将成为一个公开化、制度化、民主化的社会团体。

第二届理事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用无记名投票形式，直接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和常务理事，并通过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章程修改稿和冯正虎同志代表第一届理事会作了题为《开创中国企业发展的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2、五月风波的冲击

五月学潮对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冲击亦是很大的，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下属单位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由此而犯错误。5月22日，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收到《上海市中共党员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后，一些同志对该信所提到的对于发布戒严令的观点有同感，因为从当时的报纸、电视等信息来源中，似乎对学潮还持肯定的态度，一些同志还未充分认识到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利用学潮，也不清楚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也不知道北京有一些人图谋推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只是担心戒严之后军队进城，可能会引起冲突，要造成流血事件和很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的一些同志把李鹏同志发布的戒严令看成是错误决策。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和善良的忧虑，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发表了《致厂长（经理）的公开信》，呼吁厂长（经理）为了挽救党、挽救共和国、挽救社会主义，要坚决而有效地抵制错误决策，督促政府保持理智与克制，用和平、 民主、法制的方式处理目前事态，决不允许发生镇压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流血事件，争取人民与政府在更高水平上的谅解与团结。同时又呼吁厂长（经理），冷静理智地渡过难关，帮助各地方政府克服危机，正确引导工人的声援活动，使经济能健康稳定地发展。并要求厂长（经理）通过正常渠道，向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呼吁，反映不赞成戒严的意见。 这封公开信是由冯正虎同志起草，因时间比较仓促，没有广泛协商就发出了。这封信邮寄给与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有信息沟通或合作的有关企业，大概六百家。5月25日香港《文汇报》上也刊登该信的摘要。

信寄出后，随着事态的发展，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有严重错误的，并于5月27日召开秘书长办公会议作出三点处理决定（《关于“致厂长（经理）的公开信”的处理决定》上企会[89]第14号），要求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全体同志认真学习李鹏、杨尚昆同志的讲话，并对肃清错误影响采取了一些措施。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主管单位中国企业管理协会6月初电文，也严肃批评了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的这一事件。6 月17日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作出了《关于“致厂长（经理）的公开信”的写作过程和认识汇报》 ，对错误观点作了深刻的认识。冯正虎同志对此事负全责，已引咎辞职；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已于1990年1月6日起停办。（《同意冯正虎同志辞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之职务》上企会［89］第26号，《关于撤销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的决定》上企会［90］第3号）

3、“如何提高企业内部效益”国际研讨会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计委研究所、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如何提高企业内部效益”国际研讨会于1989年 9月22日至23日假上海大众汽车公司隆重举行。来自上海和浙江等省市的企业界代表、政 府主管部门的官员、中德双方的学者与专家有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胡树衡、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冯正虎、副会长兼秘书长任浩、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伍柏麟教授、 顾国祥教授、上海市计委研究所所长蔡来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陈启懋、上海焦化厂厂长张培璋、上海隧道公司经理钱达仁、上海无线电四厂厂长钱佩勇、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事处主任葛礼慕博士、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经理保尔等近100位中外人士出席了这次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任浩主持，市府副秘书长胡树衡以及五家主办单位的代表先后向大会致开幕词，指出北京春夏之交的风波之后召开国际研讨会， 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意义重大，很有必要。并认为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正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目标，是当前我们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两天的会议进程中，针对“如何提高企业内部效益”这个主题，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的中德企业管理专家就“大众的人事组织、工资和奖金制度”“大众的生产组织、运行和质量管理”“大众职工素质、培训与进修”“大众的投资与筹资”“大众的营销、售后服务和采购”五个专题向与会代表进行了图文并茂地介绍，并带领与会代表参观了“桑塔纳”轿车的生产流程、发动机制造车间等。与会代表经过讨论一致肯定了大众公司的经验是可取的，对上海的国有企业有借鉴作用，并认为大众公司的经验有助于弥合国外的成功经验和中国具体的环境之间的鸿沟。在此基础上，中德双方经过了热烈的讨论， 就提高企业内部效益的关键性因素与原则、企业的投资问题、企业管理的改进、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等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性的认同。而且一致认为，一个企业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它有无竞争能力；一个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不在于投资短缺，而在于投资浪费，因此，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当务之急不是投资，而是改进企业管理。

4、第4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

由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主办、《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电视二台、上海金山石化总厂腈纶厂等28个单位联合发起的“上海国有工业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讨会暨第四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于1989年12月26日至27日在上海市天马大酒店举行。来自 京、沪、苏、浙等地的90多位学者、厂长（经理）和政界人士出席了会议。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冯正虎致开幕词，并与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任浩分别主持了两天的研讨会。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家镐、市经委副主任明志澄、上海市计委研究所所长蔡来兴、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顾国祥教授、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吴仁洪副研究员、上海华东电焊机厂厂长黄桂生等政府领导人、学者、厂 长（经理）作了专题讲话。

会上，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受上海市体制改革办公室委托研究的课题报告《上海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引起与会者的关注。而且，与会者就上海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如何解决、企业承包制如何加以完善、如何加强企业管理、产业组织重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外向型发展和解决市场疲软等七个方面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并提出许多有效的政策措施，供上海市政府和企业界决策参考。

第四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的召开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其原因有两个。

（1）每年一次的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能年复一年继续下去，这就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企业改革与发展不能中断，也不会中断，每一个衷心希望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的人都会不懈地促进这一历史潮流，并用实际行动证明党和国家的政策不会变。本届研讨会就是贯彻“五中全会”的精神，坚定不移地拥护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宣布的有关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措施，树立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信心，为治理整顿形势下的企业发展寻求出路。

（2）当前我国经济的治理整顿已到关键时刻，我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企业发展正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如何在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的原则下，使我国的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是每一个关心祖国、热爱祖国的企业界、学术界、政界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且，上海是大中型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大中型企业的发展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目前探讨上海大中型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不是一个区域性问题，而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

所以，上海国有工业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讨会暨第四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文汇报》（ 1989年12月27日）、《解放日报》 （ 1989年12月28日）、上海电视二台（ 1989年12月26日）都作了报道，也引起中央和上海市 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关于筹备召开第四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的工作计划》上企会 [89]第28号，《上海国有工业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讨会暨第四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纪要》）

5、卓有成效的业务工作

（1）第二届常务理事会议

为了把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建成一个公开化、制度化、 民主化的社会团体，首先就必须做到定期召开理事会议、常务理事会议，强化理事，尤其是常务理事对本会的领导意识，提高参事议政的自觉性。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于1989年5月5日假上海财经大学专家楼召开，与会常务理事对每项决议与提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和修改，并一致表决通过了《第二届常务理事会会议条例》、《本会财务收支规定》、《本会工作人员工资、津贴若干规定》、《秘书长办公会议条例》；通过了冯 正虎会长提名的秘书长、副秘书长人选，并任命任浩为秘书长，苏勇、孙海鸣、王方华、胡荣毅、汪泓、李万夫为副秘书长；通过了秘书处关于设立本会工作机构的提案。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于1989年8月10日假上海财经大学专家楼召开，苏勇副秘书长向与会常务理事汇报了本会近期工作情况及设想，会议在围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研讨了本会在下半年如何进一步致力于中国企业发展与放手开展工作的问题。

（2）信息交流活动

不定期召开信息交流会，选择当时人们最关注的信息发布，使与会者感到信息反应及时、有兴趣，以保证较高的会议出席率，同时也扩大与会者的信息面，这就是社会团体的工作特点，也是本会为会员服务的一项工作。本会秘书处于5月 20日假上海伯乐科苑召开信息发布会，请《世界经济导报》记者介绍当时上海的热点新闻——导报事件，近40名理事或代理人出席了会议。信息发布结束，会议也就散了。

本会下 属单位上海供销管理协会在1989年里举行了三次供销沙龙活动，来自各行各业的厂长（经理）、供销人员400多人次参加各次活动，大家在沙龙中交流信息，洽谈合作，畅叙友情，为会员提供一个轻松愉快而各有所获的活动场所。

（3）本会协作部为企业“牵线搭桥”

在当前紧缩形势下，企业普遍面临能源、原材 料供应、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困难，本会协作部竭诚为企业解忧排难，办点实事。本会协作部8月初向全国部分企业发了有关调查表，同时先后有针对性地走访了上海地区一些大中型企业，并邀请了部分企业会员单位领导来本部面谈，了解企业在1989年下半年面 临的困难以及如何寻找出路。例如，上海电讯器材厂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近年研制成功了工业自动配料系统，而上海碳素厂准备改造旧厂房设备，正需要更新配料系统，因此， 在本会协作部同志的热心牵线搭桥下，于1989年9月1日促成了上海电讯器材厂与上海碳素厂的合作事宜。

（4）国际影视资料片观摩交流联谊活动

为了进一步开阔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视野，及时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和最新动态，提高管理人员的外语水平，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丰富企业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推进企业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关心本企业、热爱本企业。本会编辑部与上海财经大学电教中心合作举办“国际影视资料片观摩交流联谊活动”，为本会会员单位提供影视资料片。

“国际影视资料片观摩交流之友第一次联谊会”于1989年8月26日假座上海财经大学专家楼举行，近20家企业会员单位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由本会编辑部主任金雄主持。会后，与会者参观了上海财经大学电教中心，并观摩 了由该中心提供的资料片。

第二次联谊会于1989年12月28日假座上海春申江宾馆百花厅举行，近80家会员单位代表出席联谊茶话舞会。

（5）《会员通讯》

本会编辑部1989年编了4期《会员通讯》，赠送于本会会员以及全国各地的知名企业、社会团体、知名人士。这份《会员通讯》是本会会员之间信息联系的纽带。她沟通会员之间、会员与社会各界人士之间的联系，使更多的企业界人士了解本会、了解会员，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增进友谊。这份8开4版的小报办得很活跃，内容丰富。第一版新闻版，介绍本会的活动与会员的新动态。第二版理论争鸣版，刊登了有质量的开周视野的理论文章，例如《中国的企业与企业家现状》《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是一种间接公有制》《呼吁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企业兼并的起因及其 实现机制》《“如何提高企业内部关系”国际研讨会纪要》等等，第三版会员沙龙版，理事与企业团体会员单位介绍，也刊登一些管理经验与技能的文章；第四版，国际瞭望版，介绍国际社会经济最新动态和现代管理案例，开阔会员视野。

（6）上海企业发展年度综合分析的科研工作

本会研究部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分析处理1989年度上海企业发展的状况，组织科研人员于1989年9月一10月编制了上海企 业发展现状综合分析的计算机程序系统，并对上海市的1万多家企业进行问卷表方式的调查。本会研究部于1989年10月一11月还承接了上海市体制改革办公室委托的提高上海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的科研项目，撰写了《上海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的专题报告，该报告分三部分共3万余字。对上海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状况作了基本估计，分析了上海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滑坡的原因，同时提出了六项具体提高上海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政策措施。这篇报告引起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的重视。

（7）深化流通领域改革研讨会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下属单位上海供销管理协会与民建上海市委、市工商联、市农工商总公司、《上海改革》杂志社、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在治理整顿中深化流通领域改革”研讨会，于10月30日至31日在上海市工商联会议厅召开。

来自本市理论界、金融界、工商界、新闻界、政府机关的代表80余人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家镐、市政协副主席陈洛珊、市体改办副主任胡逢运等领导人也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与会代表本着“研讨、交流、信息”的宗旨，就流通领域的体制、供应、资金、价格、心态、法规等六个专题进行了研讨，提出了不少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这次研村会是在当前市场出现由“热” 变“冷”从而对经济产生连锁反应的情况下召开的，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5、制度创新与建设

一个社会团体的创立是依靠感情，而发展就必须依靠理智，人治是不能长治久安， 只有法治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士，使事业日益发达。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要立足在有组织的社会中，就必须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章制约，也就没有统一的步伐。而且，我们深信世界著名管理学家杜拉克的教诲，人的弱点是难以改变的，只有依靠建立一个适合人性的制度，抑制人的短处，发挥人的长处，会使普通人也成为有才干的人，有益于组织的发展。因此，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制度的创新与建设，1989年最大的收获还是制度的日益完善，这是保证事业成功的基础。

（1）管理制度

本会能高速发展、不断开拓新领域和面临新问题，但它的工作不紊乱而稳定地向前发展；本会能容纳大批优秀的兼职人员任本会领导人，并允许人才流动， 但又不会中断本会工作。这一成功取决于本会重视管理制度的建设，进入团体的人共同去制定一套管理制度，也就有共事规则，然后就照章循事，不愿遵循规章和不承担责任者可以自愿辞职。主要的管理制度有：《上海中青年企业发展研究会办公试行条例》（上 企会［87］第1号）、《秘书长办公会议条例》（上企会[88]第5号、上企会［89］第12号）、《第二届常务理事会会议条例》（上企会［89］第11号）、《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下属组织管理条例》（上企会［89］第16号）、《关于提高秘书处工作效率的措施》（上企会［89］第12号）、《本会各部门工作实施条例（草案）》（上企会［89］第20号）以及有关各项工作规划的文件。

（2）财务制度

目前政府对民间社会团体没有统一的财务制度，致使民间社会团体无章可循，但健全的财务制度是组织健康发展的保证。因此，本会很重视这一问题，参照国家企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和根据本会的发展特点，不断地制定和完善财务制度，使本会有章可循。本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但没靠政府一分钱投资，而是自力更生， 依靠咨询服务收入和个人、团体会员的资助，三年自筹资金近92万元，而又全部用于各项科研事业活动，做到每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没有出现财政赤字的状况，使筹措资金——运用资金的运行机制处于良性状态。而且严格的财务制度，使本会杜绝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出现，又能保证工作人员收入的合法性。主要的财务制度有：《本会财务收支规定》（上企会［88］第8号，上企会［89］第9号），《关于研究会财务报销的有关规定》（上企会（89］第13号） ，《本会固定资产管理条例》（上企会［89］第27号）以及秘书长办公会议的有关财务制度的批示。

（3）人事制度

本会的成功归功于她有一个稳定而高效率的工作班子和一支聚集各大学、科研机构优秀研究人员的科研队伍，这表明她的人事制度能使本会吸引优秀人才和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了每个人的才干。本会的人事制度有两个方面：硬制度与软制度。硬制度就是工资奖金刺激与人事调动的制度，这是一套看得见的制度，可以用文件规定。如《本会工作人员工资、津贴的若干规定》（上企会［89］第10号），《咨询项 目管理条例》（上企会［89］第19号），本会章规第九条、第十二条的规定以及各项人事任免决定的文件。

通过按劳分配、奖罚分明，才职相符等措施，提高了本会工作人员的工作责任性与效率。但我们认为，硬制度从根本上说，这是制止了人的工作消极性，要充分激发人的工作积极性，就要依靠软制度，这是一种看不见的不成文的制度，就是团体的精神与文化。本会很重视软制度的建设，造就了一种革新精神，形成了充满竞争、平等、自由、效率、改革、自我完善和融洽气氛的本会文化，本会能把企业改革与效率的观念注入每一个为她工作的人的思想与行动中，使他（她）们能独立承担责任，习惯于接受新的挑战与适应环境的变化。

本会为参加者提供一个相互学习，相互竞争，自我完善的机会，但没有提供一个满足虚荣心而长期独占的位置。在这里，辞职是正常的，毛遂自荐是赞许的，允许开拓者失败，蔑视不犯错误的平庸之辈。成就欲得到满足，人就负有责任性，工作也就更有效率，同时团体也就有吸引力。

三、结束语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三年已是历史，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都已经是过去的， 而过去的就是事实，事实也就无法改变。因此，我撰写历史的真正职责，只能如实叙事，让自己和任何其他人记住一件件最有价值的事件，至于见仁见智，各陈己见，则让人们运用才力，自由判断好了。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历程已给中国社会留下痕迹，她为促进中国企业发展和企业家阶层崛起的事业奋斗过，她为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她所探索的创办、 管理与发展民间社会团体的模式值得中国社会团体借鉴。我相信，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历史会持续下去，因为她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企业改革与发展共命运，只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中止，只要商品经济的新秩序真正建立，她就能发展壮大。

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历史学家的时间和才能。因此，我撰写的历史仅仅是简史， 更严格地说是对重大事件的回忆。散落在这篇简史之外的许多事件，我也记不清，或许我认为不重要，但我的同事与参与者会回忆。将来有一天，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时，他会收集一切细节，然后编写成一部完整的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发展史。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一兴趣，过去的毕竟是过去的，我更喜欢思考未来。

1990年2月20日

影片：探索、研究企业发展的摇篮——记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1989年上海电视台）

图1、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成立大会（1987年2月28日）

会长冯正虎的导师苏东水教授、校长金炳华亲临大会致辞

图2、该会的宗旨：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

图3、该会的章程（1989年3月30日）

图4、该会第二届理事会的成员（1989年3月30日）

图5、32年前《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简史》油印本原件

图6、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关于自行解散的报告